巴金：“我是春蚕……”

“我要争取活到九十岁!”
　　十九年前，粉碎“四人帮”以后，巴老多次对我这样说。当时巴老七十二岁，身体健康。我 立即表示：“没有问题!”一算，到九十岁还有十八年，比两个“抗战八年”的时间还多， 似乎很遥远。
　　然而，时间流逝得真快，弹指一挥间：去年巴老已愉快地度过了九十华诞。
　　巴老一贯认为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而不在于享受。他表示要争取活到九十岁，完全是为了工 作，为了他一生热爱的祖国和人民。八十年代初期巴老曾开玩笑对我说过：“等我把事办完 以后，就休息，安安静静地看武侠小说。”但我从来没听说也没有看见他把事情办完。直到 今年六月六日，巴老一见我就表示他最不放心的是还有一些事没有办完。
　　巴老有一段很重要的话：
　　人各有志，我的愿望绝非“欢度晚年”。只想把自己的全部感情、全部爱憎消耗干净，然后 心安理得地离开人间。
　　巴老不是一个讲空话的人。
　　从一九七七年到现在，巴老大约写了八十多万字。历时七年多写完的《随想录》在国内外产 生了巨大的影响，被誉为“每个中国知识分子都必须一读的书”。《创作回忆录》展示了他 的心扉，让读者进一步了解他过去的创作。先后编选了《巴金选集》(十卷本)、《巴金全集 》(二十六卷本)和其他一些选集和选本。
　　巴老把自己比作春蚕，他说：“我是春蚕，吃了桑叶就要吐丝，哪怕放在锅里煮，死了丝还 不断，为了给人间添一点温暖。”
　　有一段时间，巴老的社会活动很多。参加会议，接受许多采访和拜访，出国访问……不能不 对创作有所影响。以致巴老在写作时一听到门铃声，常常“胆战心惊”。
　　
　　作家主要靠作品与读者联系，不能满足于自己的名字经常见报，也不是靠坐主席台、签名题 字来生活。这是巴老一贯的主张，他自己身体力行，还劝勉他的朋友把主要精力放在创作上 。
　　一九七九年冬天我到上海。巴老把他新写的《随想录·大镜子》给我看。粉碎“四人帮”以 后，许多人说巴老“焕发了青春”，他相信了，甚至曾幻想“返老还童”。可是书房里的大 镜子对他讲了真话，哪里有什么“青春”?像做了一场“大梦”醒来，巴老深深地感到“是 作家，就该用作品同读者见面，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我总得留下一点东西”。他同时呼吁：
　　请让我安静，我不是社会名流，我不是等待“抢救”的材料，我只是一个作家，一个到死也 不愿放下笔的作家。
　　我被巴老真挚的心所感动。得到巴老同意后，我把《大镜子》介绍给《四川文学》刊登。我 尽可能不介绍人去麻烦巴老。有一次，我参加革命的引路人贾唯英到了上海，她一贯崇拜巴 老，很希望我介绍她去看望巴老。我把《大镜子》寄给她，她看后放弃了这个愿望。从此我 对巴老书房里的大镜子有了感情，我曾请巴老站在大镜子旁边照了一张相。这是一张非常 有意义的照片，我将长期保存。
　　第二年我有机会陪巴老在家里庭园散步。我问他《大镜子》刊出以后，情况是否好一些?
　　“社会活动减少了一些，”巴老笑着说，“但来找我的仍然很多。有的人甚至读了这篇文章 ，专门赶来看我。”
　　我和巴老经常通信。他认为我是“短柬勤寄”，并开玩笑说：“我要向李致学习，写短信。 ”可是从一九八○年起，我发现巴老的字越写越小，我问巴老为什么?他说：“没有办法， 手放不开。”几年以后才知道，巴老患了帕金森氏病，也就是巴老的儿子小棠戏称的“巴金 生的病”。
　　帕金森氏病直接影响巴老的创作。每当巴老提笔写文章时，笔重似千斤，有时一天只能写几 百字。这对“一个到死也不愿放下笔的作家”，真是莫大的痛苦!巴老一贯把读者作为“衣 食 父母”，从读者身上汲取营养和力量。写字困难妨碍巴老和读者联系，他一再向读者表示歉 意。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七日，巴老在书房跌跤，左股骨粗隆间骨折，住进华东医院。一个月前， 我介绍四川电视台去上海拍摄电视片《奔腾的激流——作家巴金》。虽然事先讲好每次拍摄 不能超过一小时，但毕竟增加了巴老的劳累。我感到内疚，责备自己并没有真正了解《大镜 子》这篇文章的精神，不自觉地加入了“抢救”材料，为巴老“树碑立传”的行列。十几天 后赶到华东医院，我握着巴老的手，真不知该说什么才好。
　　“摔跤是我自己不小心，与你无关!”巴老反过来安慰我，“你不要有负担!”
　　我心里热乎乎的，但眼睛却润湿了!
　　医院采取牵引的办法治疗。两个月的“牵引”使巴老的脑袋“几乎不能转动”，躺在床上“ 习惯于仰望一个固定的地方”。尽管巴老开玩笑说“这下知道‘永世不许翻身’的痛苦了” ，但这毕竟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起初巴老在病房最怕夜晚，“一怕噩梦，二怕失眠”，以 后情况逐渐好转，有一件事却使巴老苦恼：“不论是躺在床上或者坐在藤椅上，我都无法看 书，看不进去，连报纸上的字也看不清楚，眼前经常有一盏天花板上的大电灯。我甚至把这 个习惯带回家中。”
　　从此，巴老得长期和疾病作斗争。
　　巴老主张说真话，严于解剖自己，把心交给读者，被誉为“二十世纪的良心”。但世界是复 杂的，难免有人叽叽喳喳。十几年前香港有人不满巴老谴责“四人帮”，怂恿几个大学生大 骂《随想录》；后来内地也有人转弯抹角地批判“说真话”。但这种干扰并不能动摇巴老的 信念。他说：“我提倡讲真话，并非自我吹嘘我在传播真理。正相反，我想说明过去我也讲 过假话欺骗读者，欠下还不清的债。我讲的只是我自己相信的，我要是发现错误，可以改正 。我不坚持错误，骗人骗己。”
　　广大读者热爱巴老的作品，敬爷巴老的人品。巴老并不喜欢过生日，有时甚至要“躲生”。 但每年一到巴老的生日，祝贺电报和信件像雪片似地飞向武康路，除了对巴老表示敬意，都 真诚地祝巴老健康长寿。这种盛况，我目睹过几次。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我到上海贺巴老八十八岁寿辰。前后几天，来祝贺的人之多，几乎使我和 巴老没有足够的时间交谈。即使有点空隙，我也不敢再去劳累他老人家。
　　想不到巴老却主动对我说：
　　“大家都祝我健康长寿，我当然很好!但一个人如果不能工作，健康长寿又有什么意义呢?”
　　巴老的话，即使我感动，又使我震撼。一九九五年我到杭州去陪了巴老三天半。巴老一贯乐 观，但也有苦恼，担心健康状况不允许他再为人民工作。我又想起他在一九九一年对我说的 话：“一个人如果不能工作，健康长寿有什么意义?”我向巴老说：“大家都主张您现在要 把健康摆在首位，也就是健康第一。只要您健康，对广大读者和众多亲友，就是鼓舞和力量 !”
　　“是呀!”巴老说：“冰心健在，对我就是很大的鼓舞!”
　　用时髦的语言来说，能和巴老取得这样的“共识”，我由衷感到高兴。当我离开杭州巴老住 处时，我情不自禁地拥抱了他。我忘不了和巴老的拥抱，我身上还感到他的体温。这既平凡 又伟大的春蚕的体温，会净化我的心灵，教我做人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