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命案之谜(7)

　　那么，钱复毅与韩少珍之间的奸情怎么会被徐五福捅出来呢？这要从韦焕第出狱前半年即1955年春天的一次事故说起。当时， “宝隆厂”接受了华东军区海军司令部（即后来的海军东海舰队）的一桩活儿，大修一辆“水星”轿车，据说是准备用于接待不久之后访沪的苏联海军将军的。 “水星”系1935年由全球最大的汽车制造商福特公司开发的品牌，用于填补福特公司生产的大众化的福特产品和比较高档的林肯产品间的市场空缺。海军送来大修的这辆轿车，还是1949年解放上海时的战利品，但破损严重，不能使用，一直存放于仓库中。这次翻出来大修，技术难度很大，军方选了又选，最后决定交“宝隆厂”。 “宝隆厂”自是重视，专门组建了技术攻关小组，整整鼓捣了两个多月，许多零部件是专门派人去香港买的，还有些零件香港市场也没有，就只好由高级技工手工制造了。
　　这辆车修好后，交由试车组试车。这种试车就不能是厂门口兜兜圈子那样简单了。须知这辆“水星”车在必要时会载着将领前往野外东奔西驰，而且车过之处可能是坑坑洼洼的道路。因此，要求试车组抽调骨干把车开到浙东、皖南山区去折腾，折腾得越厉害越好。技术好且年轻力壮的徐五福自然被选中，成为这个特殊试车小组的成员之一，而事故恰恰也出在这主儿身上。
　　说是“恰恰”，其实并非偶然，或者说是偶然中隐藏着必然。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徐五福酒驾！酒驾，在现今是要负刑责的，但在以前根本不能算事儿。就说抗战胜利后的上海街头吧，不单是美国军人一手拿着酒瓶边喝边开车，由“飞虎队”改组的“陈纳德航空公司”的美国飞行员更是耸人听闻地竟然酒后驾机，不是玩耍兜风，而是执行空勤任务！所以，徐五福等人在浙皖山区试车，途中打尖时喝几杯老酒也属“情理之中”。问题是，徐五福在浙江杭州城外酒驾时把车开进了钱塘江！
　　幸好车上的技工都精通水性，包括徐五福自己在内都逃出来了。不过，这次事故对于这辆“水星”以及钱老板来说，损伤确实蛮大的。别的不说，单是打捞费就花了不少，更别说把“水星”重新开膛破肚检查修理了。据说“宝隆厂”这单业务不但没赚到什么利润，贴进去的钞票也足够组装一辆新车了。另外，由于返工，差点儿误了交货时间，钱复毅挨了军方经办人的骂，人家声称海军的车辆以后再也不敢交“宝隆厂”维修了。
　　钱复毅是生意人，不是慈善家，可想而知，肯定要追究一千试车技工的责任。几个随车技工都被扣了薪水，徐五福是直接责任人，干脆开革！
　　徐五福看到张贴在食堂里的布告，大怒，冲到厂长室跟钱复毅大吵一场，当众将钱老板与韩少珍的奸情抖搂出来，扬言要到苏北劳改农场向韦焕第面告此事，等韦焕第回来，看他怎么惩罚万恶的黑心资本家！
　　五、两封被扣信函
　　专案组对上述情况进行了分析，认为目前不能排除钱复毅为防韦焕第报复而对其动杀心，而韦焕第被杀后，其妻韩少珍可能会作出对钱复毅不利的反应，因此索性一并干掉。鉴于调查结果已经证明钱复毅和小孔没有作案时间，所以应该考虑雇凶杀人的可能性。
　　当然，这得需要证据支持。刑警认为在这件事上，先得查清那个酒驾闯祸被开除出厂的徐五福是否真的去了一趟苏北劳改农场，面告韦焕第关于钱老板给其戴绿帽子的消息。当时的劳改系统隶属于公安局，是市局下面的一个处，这于专案组核实此事比较方便。专案组当即动用市局的电台，向苏北劳改农场发了一份外调电报，要求立刻予以核实。
　　当晚八时，苏北方面回电称，韦焕第服刑期间，除其妻韩少珍之外，并无其他人来农场见过韦，亦无他人信件、邮包寄达农场。后面还有一句附言，说犯人函件须经所在中队检查，告知此类消息显然不利于韦的改造，如果有，肯定会被扣下的。
　　一句话，韦焕第在劳改农场服刑期间不可能得知有关“奸情”的消息。但是，徐五福在厂长办公室公然揭露钱、韩两人的奸情，钱复毅应该清楚此事肯定包不住，韦焕第刑释回沪后不管是否回厂工作，迟早总会知晓。因此，钱复毅的嫌疑依然无法排除。刑警回忆下午对司机小孔的调查，发现孔所说的一个情况似乎对钱复毅不利。
　　9月30日午后，钱复毅让小孔出车前往市工商联开会时，汽车出门比平时早了半个多小时，路上，钱老板让他开得慢些，还三次停车说要到路旁商店里去看看。小孔当时就觉得钱老板今天似乎有些心神不定，这是平时从来不曾有过的。直到后来在四川中路巧遇正在溜达的韦焕第，钱复毅赠送给韦一双皮鞋后，仿佛才安稳了一些，途中竟然打起了瞌睡。这一情节的背后，是否隐藏着什么其他的内容呢（后来知道，韦焕第午后要去四川中路热闹地段转悠的打算是其亲口告知前往看望他的庶务科长彭正明的，彭回厂后向钱回复时顺口说了说）？
　　专案组经过研究，决定对钱复毅的社会关系悄然进行调查。如果是钱复毅雇凶杀人的话，那他肯定要跟外界联系，联系时如果留下什么蛛丝马迹给查摸到的话，这个案子差不多就到告破的时候了。
　　第三天，10月2日，专案组启动了对钱复毅的外围调查。可是，甫一接触一个抗战时曾在“宝隆厂”做过会计，后因暴露身份撤往根据地，新中国成立后重返上海滩担任区税务局领导的原地下党员，刑警就头痛了。对方说你们要调查钱复毅啊？他的社会关系相当复杂，不说上海解放后逃往海外的熟人朋友，就是还留在上海滩的估计就不下千人。对方给刑警开了一份他所知晓的社会关系名单，一边回忆一边写，竞花了一个小时，一数，有三百多人，大部分人还没有住址。刑警拿着这份名单，寻思先得到市局户政处查阅户口底卡，弄清楚这些人的住址或者供职单位，然后才好按图索骥登门调查。
　　那时没有电脑，上海人口又密集，姓名重复率高，这得查到几时？大伙儿寻思这样做既累也不科学，就聚在一起讨论，试图寻找捷径。几个人集思广益，很快就想出了办法。专案组分析，如果钱复毅果真雇凶杀害了韦焕第、韩少珍夫妇，那受其雇佣的凶手必须具备以下特点一首先，对“逍遥池”很熟悉，这种熟不仅仅是老浴客对这家公共浴室的熟悉，而且对“逍遥池”的内部设施、管理、班次等都了如指掌；其次，凶手本人跟韦焕第是相识而且比较熟稔的，因为只有这样韦焕第才会接受对方请客洗浴；第三，对两处谋杀现场的勘查表明，杀害韦焕第、韩少珍夫妇的是同一个凶手，其对韦家的情况应该比较熟悉，很有可能以前去过韦家甚至是常客，结合其对电路知识的了解，估计此人以前甚至至今仍在从事与电有关的工作。
　　根据上述特征，专案组认为凶手应该是既跟钱复毅熟悉，又与韦焕第有过较多交往的人，有可能是行业中的技工。据此进行调查，必将大大减少工作量，还能提高准确率。专案组长袁辉友当即下令，把这份名单上的人据职业梳理一遍，符合特征的抄下来，全体出动，分头调查。
　　下午五时，五名刑警在分局碰头。主持会议的专案组长袁辉友还没开口，就被领导一个电话叫去了。余下的四个刑警正嘀咕是不是分局领导催促抓紧破案，哪知，袁辉友片刻返回后却宣布了一项决定：停止对钱复毅的调查！
　　“文革”中袁辉友在区“清队办公室”打杂时，有机会接触到被隔离审查的“三开分子”钱复毅所写的“自传”后才知道，侦查本案时的1955年10月，钱复毅正奉市局政保一处的密令在收集一个台湾派遣特务的信息。不过，钱复毅本人可能至死也不知道的是，当时警方对钱复毅这种具有复杂历史的“内情”并不充分信任，况且之前已经有了扬帆、潘汉年被捕事件（其中一项重要指控是“滥用内情，导致失控”），所以市局政保领导在批准动用钱复毅为“内情”的同时，还指示须对其及周围人（如司机小孔）予以秘密监视，谨防失控。因此，专案组刑警刚刚启动对钱复毅的调查，市局政保就知道了。而政保侦查员是对钱复毅进行秘密监视的，知道钱复毅并不涉案。如果专案组对钱复毅的调查惊动了敌特分子，那对于政保一处正在进行的反特工作无疑是一个严重干扰，弄得不好甚至会前功尽弃。于是，上面立刻下令停止对钱复毅的调查。其中的原因，不但当时袁辉友不可能知晓，就是向他传达指令的分局长也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