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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郭沫若在上海

来源: 小西西 作者: 孙建成 时间: 2015-12-15 阅读:
  1
  磨剪子来——镪菜刀……
  清晨,窗外传来的声音一声高过一声,咄咄逼人。郭沫若从睡梦中惊醒,恍恍惚惚睁开眼睛,从枕边拿过眼镜戴上。他看到了三个还没有桌子高的男孩,正围在床边,稚气的目光盯着自己,顿时有点懵懂:我这是在家里,还是在梦中?
  身患肾脏病的安娜,抱着女儿从门外进来,三个男孩乖巧地溜出了二楼房间,到楼下去玩。安娜看着多日不见的丈夫,忧虑地说:你昨天晚上回来以后,一直睡到现在才醒,半夜里时不时说几句梦话,还不停地叫:安琳,安琳……
  郭沫若想起了梦中的景象:他和“革命伴侣”安琳等人穿行在山林间,大雨滂沱,周围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一个多月来,类似的噩梦一直追随着他。
  自从去年担任北伐军政治部宣传兼行营秘书长后,他俨然从文学家变成了政治家。然而北伐胜利在即,蒋介石却展开了清党运动,他有点看不下去,公开发表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文。八月,他逃避追缉,从武汉前往南昌,参加了起义的队伍。
  起义部队从南昌往南一路撤退,队伍在深夜被打散,他与安琳等人与大部队脱离,只得在盐酸竂农会主席的草仓中隐藏了六天。随后,在农会主席的安排下,他们一行人乘小帆船到了香港。一个月后,才坐上开往上海的轮船。十一月初,船到上海,郭沫若住进了老朋友内山完造的家中。
  在那段动荡日子里,他只有拥着安琳温软的身子,身心才有片刻的安宁。
  上海虹口与他一九二一年来时,面貌大为不同了。原先清静冷落的北四川路一带,现在建筑工地林立,文人聚集的景云里已经落成,窦乐安路北口的拉摩斯公寓即将完工,大街小巷一派市井气象。大隐隐于市,在确定安全以后,他才回家和家人团聚,一起隐居于窦乐安路(今多伦路)201弄89号。这是全家在武汉分手以后,安娜携儿带女顺长江而下,到上海后租住的房子,弄堂里居住的大多是日本侨民。
  清醒过来后,郭沫若起床。他没有向妻子解释“安琳”的事。在他看来,这样的事情过去就过去了,多加解释反而添乱。幸好,安娜也没有追问下去。
  她担心的是丈夫的安全和全家的生活。她说:家里这五六张嘴,手头的积蓄眼看快花完了,这以后的日子……
  郭沫若想了想说:我现在哪里都不能去,正好有空暇时间,可以把搁置了六七年的那部《浮士德》译完,拿去出版换钱的。
  安娜很清楚丈夫眼下的处境,不安地问:再接下去呢,我们怎么办?
  郭沫若的目光在眼镜片后面闪烁,片刻以后说:“上海是不能久呆的,甚至中国也是不能久呆的,我想过了,我们全家都去苏联。”
  二
  郭沫若打开藏有手稿的皮箱,呈现在他眼前的是一堆被老鼠啃噬过的残稿。这是他多年来一直不愿面对的景象。从一九一九年夏天到第二年七月,他开始零星地翻译《浮士德》,暑期的两个月里,他每天通宵达旦地工作,开学前终于完成了该书第一部的译稿。他将译稿放入木橱,准备待学业有暇时再来整理。一个月后,他打开木橱,用毛笔写在日本“改良半纸”上的译稿,已经被老鼠咬碎和偷走了近三分之一。这一意外的打击伤透了他的心,这项工程就此停了下来……
  重新开工了。郭沫若从革命家还归文学家,埋头于住所的亭子间里,用了十天时间,对《浮士德》第一部的译稿进行了补译和润色。德国人浮士德为了寻求新的生活,将灵魂作抵押,换取魔鬼的魔法,在虚幻中体验人生奇特的经历,到头来一切好事均以幻灭告终。幸好天使及时赶到,才挽救了他的灵魂。这个不顾一切飞蛾赴火的人物,与郭沫若向往的轰轰烈烈的人生,有精神上相通之处。翻译过程中,他在这个人物的身上倾入了自己的感情。
  十一月底的一天,家里来了客人,是安娜家乡日本的好友斋藤花子和她的丈夫桂毓泰。他们由广州坐船来上海,再转乘前往日本的轮船,要在郭家留宿一夜。家里难得有客人上门,加上完成译作后一身轻松,郭沫若和安娜殷勤地招待朋友。花子身体欠佳,头痛脑热,除了喝了几口水,安娜做的寿司也都没有胃口吃。郭沫若在日本学过几天医学,便为她切脉问诊,嘘寒问热。这时候,他们中谁也不知道,花子夫人是在船上传染了斑疹伤寒。
  第二天,安娜送走了花子夫妇。回来后,看到丈夫在窗前摇头晃脑地吟诗,她说:今天,你看上去很高兴,是不是《浮士德》译完了?
  郭沫若点点头说:《浮士德》第一卷已经交创造社出版科了。他贴近安娜的耳边说,还有好事呢,刚刚来了通知,去海参崴的最后一艘船十二月六号开航,只有几天时间了,我们赶紧准备一下。
  六日那天,全家人打好了行装,穿着厚厚的棉袍,在家里坐等开船的通知。三个男孩一个劲地问:爸爸,怎么还不去坐船呀?
  郭沫若心里比他们更着急,如果错过了这班船,就要等到明年四月份,才会再有去苏联的船了。国内的局势越来越紧,时间一长,恐怕会有不测。
  临近晚上的时候,在码头打探消息的人来了,一脸丧气地说:船今天不开了,延后几天开现在还不知道,让你们在家里等消息。
  郭沫若感到极度失望,浑身一阵阵发冷。
  他原以为这是情绪不佳的缘故,睡一个晚上就会好的。没想到,随后两天,浑身总是冷嗖嗖的,裹着两床被子还浑身直打哆嗦。到了八日夜里,病情加剧了。他头痛得像要裂开来似的,两眼充血,脸面浮肿,浑身发烫,一测体温居然有四十度。请医生上门检查以后,被确诊患了斑疹伤寒。
  眼看着郭沫若的病情一天比一天危重,十日这一天,安娜也顾不得丈夫正在被人通缉,悄悄地雇了一辆三轮车,送他住进了北四川路上日本人石井勇开的医院。石井勇是郭沫若在日本学医时的校友。他一边听安娜诉说病情,一边严肃地点头,承诺一定会尽力救治。
  3
  躺在病床上的郭沫若,高烧持续不退,神智开始失常,不时地胡言乱语,整个人就像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上。早上巡视时,石井勇一边给他诊治,一边不住地摇头。那个年代,斑疹伤寒病人的存活率只有百分之四十,体质稍微差一点的,往往挺不过去。他已经在尽力了。这时候,安娜推门进来,手里拿着鲜花和水果。这些天里,她医院家中两头跑,忙完四个孩子后,就来医院照顾丈夫。
  她拉着丈夫的手,想要安慰他几句。
  郭沫若狠狠地摔开她的手,大声谵语:滚,滚,我不要你管……
  安娜按着他的手,以免他弄伤了自己。
  片刻,他又狂躁地舞动双手,对安娜喊道:快,快给我一把匕首,我受够了这个世界……
  安娜扭过脸去,不忍看丈夫的惨相,站起身来,掩面走出病房。
  石井勇跟着出来,低声地对她说:你要有一定的思想准备,安排一下后事吧。
  安娜不相信地说:不,他不会死的,医生你要救救他。
  医生说:我不会放弃的,不过该用的医疗手段都用上了,现在就看病人自身的生命力了。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安娜陪坐在丈夫的病床边。病人正在安睡,四周静悄悄的。她听到了有人在低声地喊她:安娜,我这是在哪里?
  她睁大眼睛四处张望,这才发现是丈夫在说话。她惊喜地贴近他:你醒了,你终于醒了。我们在医院里,你已经昏睡了两个多星期……
  郭沫若睁开眼睛,定定地看着安娜。
  午后的阳光里,东京京桥区圣路加医院那个年轻的看护,又一次浮现在他的眼前……那是一九一六年的八月初,郭沫若从学校实习地冈山来到这所医院,料理前不久病逝的朋友的后事,当年二十三岁的佐藤富子接待了他。她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在教会学堂毕业后,只身一个从家乡仙台到东京当了看护。几天后,佐藤富子将寻找到的逝者的X光片寄给郭沫若,并附了一封长长的慰问信。寂寞困顿中的郭沫若,心里燃起了爱的火花。他马上回了一封信,坦露了爱慕之情。
  书信往来速度加快,达到每星期三到四封的频率,在信中两人以兄妹相称。年底的时候,佐藤富子答应了郭沫若的要求,辞去工作,来到冈山。两人正式同居,他还给她取名安娜,视她为自己生命中的天使。
  此刻,郭沫若伸出双手,紧紧地拉着安娜,内心只有一个愿望:多好的女人啊,一辈子守着她,此生足矣。
  这时,他突然想起了什么,挣扎着要起身:安娜,快,去苏联的船这几天就要开了,我们不要错过船期。
  安娜苦笑地说:那条船十二号就起航了。你在医院里昏睡了两个多星期,现在已经是年底了。
  4
  从医院回到家里,已经是一九二八年的一月了。
  郭沫若身体虚弱得连上楼的力气也没有,只能定下心来,在寓所养病。平日里,精神好的时候,他写诗、记日记(后集成《离沪之前》在《现代》月刊连载)。这段时候,他的身边有妻子伺服,儿女绕膝,尽享天伦。不久,一九二八年二月一日,郭沫若所译的《浮士德》第一部出版。安娜特地购买了一大盘寿司,全家共享,整晚寓所欢声笑语。由于动静较大,引来了窃贼,将楼下铁箱里的东西一扫而空,那里面是当初为去苏联而准备的皮外套和皮靴。
  风声越来越紧,郭沫若藏匿在上海,情报确切,卫戍司令部派人四处打探他的下落。他必须离开上海。苏联去不了,决定改去日本。一月二十四号,为了避免被人发现,全家分两路前往汇山码头。郭沫若化名吴诚,身份是前往东京考察教育的南昌大学教授,登上了“卢山丸”;安娜则带着儿女,乘上“上海丸”。全家人同日启程赴日。
  这一去,就是十年。
  苏联,还是日本,就在窦乐安路201弄89号里,无形之手主宰了郭沫若的命运。一九二七年冬天,如果不是那场伤寒,郭沫若的人生会怎么样,无人能得出确切的答案。可能,他会在去苏联的船上发病去世,再也没有日后的飞黄腾达。或者……
  轮船驶离黄浦江,郭沫若望着阴霾笼罩下的上海,默默地流下了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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