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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第三章

青春胜利了。伤寒没有能夺走保尔的生命。保尔已经是第四次跨过死亡的门槛,又回到了人间。卧床一个月之后,苍白瘦削的保尔终于站起来,迈着颤巍巍的双腿,扶着墙壁,在房间里试着走动。母亲搀着他走到窗口,他向路上望了很久。

积雪融化了,小水洼闪闪发光。外面已经是乍暖还寒的早春天气了。

紧靠窗户的樱桃树枝上,神气十足地站着一只灰胸脯的麻雀,它不时用狡猾的小眼睛偷看保尔。

“怎么样,冬天咱们总算熬过来了吧?”保尔用指头敲着窗户,低声说。

母亲吃惊地看了他一眼。

“你在那儿跟谁说话?”

“跟麻雀……它飞走了,真狡猾。”他无力地笑了笑。

百花盛开的春天到来了。保尔开始考虑回基辅的问题。他已经康复到能够走路了,不过体内还潜伏着别的什么病。有一天,他在园子里散步,突然感到脊椎一阵剧痛,随即摔倒在地上。他费了好大劲,才慢慢挪到屋里。第二天,医生给他做了详细的检查,摸到他脊椎上有一个深坑,惊讶地叫了一声,问:“这儿怎么有个坑?”

“大夫,这是公路上的石头给崩的。在罗夫诺城下,一颗三吋炮弹在我背后的公路上炸开了花……”

“那你是怎么走路的?没什么影响吗?”

“没有。当时我躺了两个来钟头,接着又继续骑马了。这是头一回发作。”

医生皱着眉头,仔细地检查了那个坑。

“亲爱的,这可是非常讨厌的事情。脊椎是不喜欢这种震动的。但愿它以后别再发作了。穿上衣服吧,柯察金同志。”

医生掩饰不住自己的忧虑,同情地看着这个病人。

阿尔焦姆住在他老婆斯捷莎的娘家,斯捷莎年纪不大,长得很丑。她家是贫穷的农民。有一天,保尔顺路去看阿尔焦姆。在肮脏的小院子里,有一个邋遢的斜眼小男孩在跑着玩。

他一看见保尔,就毫不客气地用小眼睛瞪着他,一面专心致志地抠鼻子,一面问:“你要干什么?是来偷东西的吧?最好快走,我妈妈可厉害啦!”

这时,破旧的矮木房的小窗户打开了,阿尔焦姆在叫他:“进来吧,保夫鲁沙!”

一个脸黄得像羊皮纸的老太婆,手里拿着火叉子,在灶边忙着。她冷冷地瞧了保尔一眼,让保尔走过去,接着把锅勺敲得丁当乱响。

两个留短辫子的大女孩,急忙爬到炉炕上,像没有见过世面的野蛮人,好奇地探头打量着客人。

阿尔焦姆坐在桌子旁,有点难为情。他的婚事,母亲和保尔都不赞成。他是个血统工人,不知道为什么竟跟相处了三年的石匠女儿、美丽的被服厂女工加莉娜断绝了关系,同难看的斯捷莎结了婚,入赘到这个没有男劳动力的五口之家。

每天从机车库下工以后,他的全部精力都花在犁杖上,重整那份衰败的家业。

阿尔焦姆知道,保尔不赞成他,曾说他投入了“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怀抱,因此,他观察着弟弟,看他对这里的一切有什么反应。

兄弟俩坐了一会儿,说了一阵见面时常说的那些没有什么意思的寒暄话,保尔就要起身告辞。阿尔焦姆不让他走。

“等一等,跟我们一起吃点东西吧,斯捷莎这就拿牛奶来。

这么说,你明天就要走?你身体还很弱呢,保尔。”

斯捷莎走进房里,同保尔打过招呼,就叫阿尔焦姆到打谷场帮她搬东西。屋子里就剩下保尔和那个不爱答理人的老太婆了。窗外传来了教堂的钟声,老太婆放下火叉子,不满意地嘟哝着:“啊!我主耶稣,我成天忙这些鬼事情,连祷告都没工夫了!”她摘下脖子上的披巾,斜眼看着客人,走到屋子的一个角落,那里挂着年久发黑、面带愁容的圣像。她捏着三个瘦骨嶙峋的手指,在胸前划了一个十字。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她嚅动着干瘪的嘴唇,小声说。

院子里,小男孩一下子骑到一只耷拉着大耳朵的黑猪身上。他双手紧紧抓住猪鬃,两只赤脚拼命踢它,高声吆喝着,弄得那只猪团团打转,哼哼乱叫。

“驾!驾!走啊,开步走!吁!别胡闹!”

猪驮着孩子满院乱跑,想把他甩下来,可是那个斜眼的调皮鬼却骑得很稳当。

老太婆停止了祈祷,把头探出窗外,喊道:“我叫你骑,摔不死你!快下来,你怎么不瘟死呢!给我滚开!你这小疯子。”

那只猪到底把骑手甩下来了。老太婆满意了,她又回到圣像跟前,做出满脸虔诚的样子,继续祈祷:“愿你的国降临……”

男孩哭哭啼啼,满脸泪痕,走到门口,用袖子揩着摔伤的鼻子,疼得哼哼唧唧地喊:“妈妈呀——我要奶渣饺子!”

老太婆转过身来,恶狠狠地骂道:“你这个斜眼鬼,连祷告也不让我做。狗崽子,我这就让你吃个够!……”说着,就从凳子上抓起一根皮鞭。男孩立刻跑得无影无踪了。那两个女孩子在炉灶后面扑哧一声,偷偷地笑了。

老太婆又第三次去祈祷。

保尔没有等哥哥回来,就站起身来走了。他关栅栏门的时候,看见老太婆从靠边的小窗户探出头来。她在监视他。

“什么鬼迷住了哥哥的心窍,把他勾引到这儿来了?现在他到死也摆脱不掉了。斯捷莎每年给他生一个孩子,他会像甲虫掉在粪堆里,越陷越深,弄不好连机车库的工作也会丢掉。可我原来还想吸引他参加政治活动呢。”保尔走在小城阒无人迹的街道上,悒悒不乐地想。

但是,他想到明天就要离开这里,回到那个大城市去,那里有他的朋友和心爱的人们,他又高兴了。那个大城市的雄伟的景象,蓬勃的生气,川流不息的人群,电车的轰隆声,汽车的喇叭声都使他为之神往。然而最吸引他的,还是那些巨大的石头厂房和熏黑了的车间,机器,还有那滑轮的轻微的沙沙声。他向往那巨轮飞速旋转、空气中散发着机油气味的地方,向往那已经习惯了的一切。可是在这里,在这个僻静的小城里,保尔漫步街头,心里却有一种难言的怅惘。难怪保尔觉得这个小城变得陌生和无聊了。连白天出去散散步,都会惹得人心里不痛快。比如说,当他从那些坐在台阶上闲扯的长舌妇跟前走过的时候,常常听到她们急促地这样议论:“瞧,姐妹们,哪儿来的这么个丑八怪?”

“看样子,是个痨病鬼。”

“那件皮上衣倒挺阔气,准是偷来的……”

还有许多诸如此类令人厌恶的事情。

他跟这些早就一刀两断,对他来说,那个大城市变得更亲切、更可爱了。那里有朝气蓬勃、意志坚强的阶级弟兄,有劳动。

保尔不知不觉走到松林跟前,在岔路口停住了。右边是阴森森的老监狱,有一道高高的尖头木栅栏,把它和松林隔开。监狱后面是医院的白色楼房。

就是在这里,在这空旷的广场上,瓦莉亚和她的同志们被绞死了。保尔在原来设置绞架的地方默默地站了一会儿,然后走向陡坡,顺坡下去,到了埋葬烈士的墓地。

不知道是哪个有心人,在坟墓周围摆上了用云杉枝编的花圈,像给这块小小的墓地修了一道绿色的围墙。陡坡上挺拔的松树高高矗立,峡谷的斜坡上绿草如茵。

这里是小城的边缘,寂静而冷清。松林在低语,春天的大地在复苏,散发着潮湿的泥土气息。同志们就是在这里英勇就义的。他们为那些出生即贫贱、落地便为奴的人能过上美好的生活,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保尔慢慢地摘下了帽子。悲痛,巨大的悲痛,充满了他的心。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回首往事,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卑鄙庸俗而羞愧;临终之际,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要抓紧时间赶快生活,因为一场莫名其妙的疾病,或者一个意外的悲惨事件,都会使生命中断。

保尔怀着这样的思想,离开了烈士墓。

家里,母亲在给儿子收拾出门的行装,她很难过。保尔看着妈妈,发现她在偷偷地流泪。

“保夫鲁沙,你别走啦,行吗?我岁数大了,孤零零的一个人过日子多难受啊。不管养多少孩子,一长大就都飞了。那个城市有什么可留恋的呢?这儿一样可以过日子嘛。是不是看中了哪个短尾巴的小鹌鹑了?唉!你们什么也不跟我这个老太婆说。阿尔焦姆成亲,一句话也没说。你呢,更不用说了。总要等你们生病了,受伤了,我才能见到你们。”妈妈一面低声诉说着,一面把儿子的几件简单衣物装到一个干净的布袋里。

保尔抱住母亲的肩膀,把她拉到自己怀里。

“好妈妈,那儿没有什么鹌鹑!你老人家不知道吗?只有鹌鹑才找鹌鹑做伴。照你那么说,我不也成鹌鹑了吗?”

他的话把母亲逗得笑起来。

“妈妈,我发过誓,只要全世界的资产阶级还没消灭光,我就不找姑娘谈情说爱。什么,你说要等很久?不,妈妈,资产阶级的日子长不了啦……一个人民大众的共和国就要建立起来,将来你们这些劳动了一辈子的老头老太太,都送到意大利去养老。那个国家可暖和了,就在海边上。那儿根本没有冬天,妈妈。我们把你们安顿在资本家住过的宫殿里,让你们在温暖的阳光底下晒晒老骨头。我们再到美洲去消灭资产阶级。”

“孩子,你说的那种好日子,我是活不到了……你爷爷就是这个样子,脾气特别古怪。他是个水兵,可是真像个土匪,愿上帝饶恕我这么说!那年他在塞瓦斯托波尔打仗,回到家里,只剩了一只胳膊一条腿。胸口倒是戴上了两个十字奖章,还有挂在丝带上的两个五十戈比银币,可是到后来老头还是穷死了。他性格可倔强了。有一回他用拐棍敲了一个官老爷的脑袋,为这事蹲了差不多一年大牢。十字奖章也没帮上忙,人家照样把他关了起来。我看你呀,跟你爷爷一模一样……”

“怎么啦?妈妈,咱们这回分别,干吗要弄得愁眉苦脸的呢?把手风琴给我,我已经好久没拉了。”

他低下头,俯在那排珠母做的琴键上,奏出的新鲜音调使母亲感到惊奇。

他的演奏和过去不一样了。不再有那种轻飘大胆的旋律和豪放不羁的花腔,也不再有曾使这个青年手风琴手闻名全城的、令人如醉如痴的奔放情调。现在他奏得更和谐,仍然有力量,比过去深沉多了。

保尔独自到了车站。

他劝母亲留在家里,免得她在送别的时候又伤心流泪。

人们争先恐后地挤进了车厢。保尔占了一个上铺,他坐在上面,看着下面过道上吵嚷的激动的人群。

还是和以前一样,人们拖上来很多口袋,拼命往座位底下塞。

列车开动之后,大家才静下来,并且照老习惯办事,狼吞虎咽地吃起东西来。

保尔很快就睡着了。

保尔要去的第一所房子,坐落在市中心,在克列夏季克大街。他慢慢蹬着台阶走上天桥。周围的一切都是熟悉的,一点也没有变。他在天桥上走着,一只手轻轻地抚摩着光滑的栏杆。快要往下走的时候,他停住了脚步——天桥上一个人也没有。在深不可测的高空,展现出宏伟壮观的夜景,令人看得入迷。黑暗给地平线盖上了墨色的天鹅绒,无数星星在燃烧,恰似磷火闪闪发光。下面,在天地隐约相接的地方,是万家灯火,夜色中露出一座城市……

有几个人迎着保尔走上桥来。他们激烈地争论着,打破了黑夜的寂静。保尔不再去看城市的灯火,开始走下桥去。

保尔到了克列夏季克大街军区特勤部,传达室值班的警卫队长告诉他,朱赫来早就不在本市了。

他提出许多问题来盘问保尔,直到弄清楚这个年轻人确实是朱赫来的熟人,才告诉他,朱赫来两个月以前调到塔什干去了,在土耳其斯坦前线工作。保尔非常失望,他甚至没有再详细打听,就默默地转身走了出来。疲倦突然向他袭来,他只好在门口的台阶上坐一会儿。

一辆电车开过去,街上充满了轰隆轰隆的声音。人行道上是不尽的人流。多么热闹的城市啊:一会儿是妇女们幸福的欢笑声,一会儿是男人们低沉的交谈声,一会儿是年轻人高亢的说笑声,一会儿是老年人沙哑的咳嗽声。人来人往,川流不息,脚步都是那样匆忙。电车上灯火通明,汽车前灯射出耀眼的光芒,隔壁电影院的广告周围,电灯照耀得如同一片火光。到处是人,整条街上都是不绝的人声。这就是大城市的夜晚。

大街上的喧嚷和繁忙多少减轻了他因为朱赫来的离去而产生的惆怅。但是,上哪里去呢?往回走,到索洛缅卡去吗——那里倒有不少朋友,就是太远了。离这里不远是大学环路,那里的一所房子自然而然地浮现在眼前。他现在当然应该到那里去。本来嘛,除了朱赫来之外,他首先想看望的同志不就是丽达吗?到了那里,他还可以在阿基姆房间里过夜。

他远远地就看到了楼角窗户上的灯光。他尽力使自己不要激动,拉开了那扇柞木大门。他上了楼梯,在门外站了几秒钟,听到丽达房间里有人谈话,还有人在弹吉他。

“嗬!这么说,连吉他也让弹了?规矩放松了。”保尔心里想,一面用拳头轻轻地敲了敲门。他感到心情激动,赶忙咬紧了嘴唇。

开门的是一个不认识的青年女子,两鬓垂着鬈发。她上下打量着保尔,问:“您找谁?”

她没有关门,保尔扫了一眼房内陌生的陈设,就什么都明白了,不过他还是问了一句:“我找乌斯季诺维奇,她在吗?”

“她不在这儿了,一月份就到哈尔科夫去了,听说又从哈尔科夫到了莫斯科。”

“那么,阿基姆同志还住在这儿吧?他也搬走了吗?”

“阿基姆同志也搬走了。他现在是敖德萨省团委书记。”

保尔无可奈何,只好转身走了。回到这个城市的喜悦心情已经暗淡了。

现在要认真考虑一下在哪里过夜的问题了。

“照这样一家家找下去,走断了腿也找不到一个人。”保尔克制着内心的苦恼,闷闷不乐地咕哝着。不过,他还是决定再碰碰运气——找潘克拉托夫去。他就住在码头附近,找他总比到索洛缅卡近得多。

保尔已经走得精疲力竭,总算到了潘克拉托夫家门口。他敲了敲曾经油成红褐色的门,暗暗下了决心:“要是他也不在,我就不再跑了,干脆钻到小船底下睡一宿。”

一个老太太开了门,她头上扎着一块朴素的头巾,这是潘克拉托夫的母亲。

“大娘,伊格纳特在家吗?”

“他刚回来,您找他吗?”

她没有认出保尔,回头喊道:“伊格纳特,有人找你!”

保尔跟她走进房里,把口袋放在地上。潘克拉托夫一面嚼着面包,一面从桌子旁边转过身来,对客人说:“既然是找我,你就坐下谈吧,我得先把这碗汤灌下去。

从大清早到现在,只喝了点白开水。”潘克拉托夫拿起了一把大木勺。

保尔在他旁边的一张破椅子上坐下来,摘下帽子,习惯地用帽子揩了揩前额,心想:“难道我变得这么厉害,连伊格纳特都认不出我来了?”

潘克拉托夫喝了两勺汤,没有听到客人说话,又转过头来,说:“说吧,你有什么事?”

他拿着一块面包,正往嘴里送,突然手在半路上停了下来。他一下愣住了,眨着眼睛说:“啊!……等一等……呸!你真会胡闹!”

保尔看见潘克拉托夫紧张得满脸通红,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是你,保尔!我们还以为你死了呢!……等一等,你到底是谁?”

潘克拉托夫的母亲和姐姐听到他的喊声,从隔壁房间跑了过来。他们三个人一起,终于认出了站在他们面前的确实是保尔。

家里人早都睡了,潘克拉托夫还在给保尔讲四个月来发生的各种事情。

“扎尔基、杜巴瓦和什科连科去年冬天就到哈尔科夫去了。这三个家伙不是去干别的,而是上了共产主义大学。扎尔基和杜巴瓦进的是预科,什科连科上一年级。我们一共十五个人参加考试。我是心血来潮,也跟着报了名。心想,肚子里净是稀汤,也得装点干货进去。哪知道,考试委员会却把我推上了沙滩,让我搁浅了。”

潘克拉托夫气呼呼地哼了一声,又接着说:“开头事情倒挺顺当。一切条件我都合格,党证有,团龄也够,经历和出身更不成问题,鸡蛋里挑不出骨头来。但是一到政治考试,我就倒霉了。

“我让考试委员会的一个同志给卡住了。他问了我这么一个小问题:‘请您说说,潘克拉托夫同志,您对哲学有什么认识?’你知道,我对哲学是一窍不通。可是我马上想起来,我们那儿有过一个装卸工,上过中学,是个流浪汉。他当装卸工是为了做做样子。有一回,他对我们说:从前,天晓得是什么时候,在希腊有那么一些自以为了不起的学者,人们都管他们叫哲学家,其中有那么一个宝贝,名字我记不清了,好像叫伊杰奥根[这里是指第奥根(约公元前404—前323年),古希腊哲学家。——译者],他一辈子都住在木桶里,还有一些别的怪毛病……他们当中最有能耐的一个,能够用四十种方法证明黑的就是白的,白的就是黑的。一句话,他们都是些胡说八道的家伙。你瞧,我一下子想起了那个中学生讲的故事,心想:‘这位考试大员竟想从右翼包抄我。’他狡猾地看着我。我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放了一炮。我说:‘哲学就是空口说白话,故弄玄虚。同志们,我才不想学这种胡说八道的玩意儿呢。更说党史嘛,我可满心喜欢学。’他们一听,就刨根问底,让我讲讲我的这些新见解是从哪儿来的。我把中学生的话添油加醋地说了一遍,考试委员们全都哈哈大笑起来。我气坏了。

“‘怎么着,你们把我当傻瓜吗?’说完,我抓起帽子就回家了。

“后来,我在省委碰到了那位考试委员,他跟我谈了三个多钟头。原来,是那个中学生胡说八道。哲学其实是一门很不简单的大学问。

“杜巴瓦和扎尔基都考上了。当然,杜巴瓦念过不少书,可扎尔基并不比我强多少。不用说,这是他的勋章起了作用。一句话,我落了一场空。后来。叫我在码头上抓业务,代理货运主任。我以前总是为了青年的事跟那些头头们发生冲突。现在我自己也管起生产来了。有时候,要是有人偷懒或者马虎大意,我就同时以主任和共青团书记的身份对付他。对不起,他什么也别想瞒过我。好了,我自己的事,以后再谈吧。还有什么新闻没跟你说呢?阿基姆的情况你已经知道了。团省委的老熟人,只有图夫塔还在老地方没动。托卡列夫在索洛缅卡区当党委书记,你们那个公社的社员奥库涅夫在团区委会。塔莉亚主管政治教育部。在铁路工厂里,你原来的工作由茨维塔耶夫担任了;这个人我不太了解,有时候在省委碰到,看样子,小伙子挺机灵,就是有点自负。你也许还记得安娜·博哈特,她也在索洛缅卡,是区党委的妇女部长。其他人的情况,我已经对你说过了。保夫鲁沙,党把许多人送去学习了。原先那些骨干都在省党政干部学校学习。他们答应明年也把我送去。”

直到后半夜,他们才睡觉。早晨,保尔醒来的时候,潘克拉托夫已经不在家,上码头去了。他的姐姐杜霞身体健壮,长得很像弟弟,一面招待保尔吃早点,一面兴致勃勃地向他讲着各种琐事。潘克拉托夫的父亲是轮船上的司机,随船出航了。

保尔收拾好东西打算上街,杜霞嘱咐他:“别忘了,我们等您吃午饭。”

团省委还跟从前一样热闹。大门总也关不上。走廊上,房间里,人来人往,办公室里不断传出啪嗒啪嗒的打字声。

保尔在走廊上站了一会儿,看看能不能碰到熟人,结果一个也没有,于是他走进了书记办公室。团省委书记穿着蓝色斜领衬衫,坐在一张大写字台后面。他匆匆瞥了保尔一眼,又埋头写他的东西了。

保尔在他对面坐下来,仔细观察这个接替阿基姆的人。

“有什么事?”穿斜领蓝衬衫的书记写完一页纸,在下面打了个句号,然后问保尔。

保尔把自己的情况说了一遍。

“同志,现在我需要恢复组织关系,回铁路工厂去。请指示下面办一办。”

书记往椅背上一仰,踌躇地说:“团籍当然要恢复,这是不成问题的。不过再派你回铁路工厂,就不太好办了。那儿的工作已经有茨韦塔耶夫在做,他是这一届的团省委委员。我们派你到别的地方去吧。”

保尔皱了皱眉头。

“我到铁路工厂去,并不会妨碍茨韦塔耶夫工作。我是要求到车间去干本行,而不是去当共青团书记。请不要派我做别的工作,因为我现在身体还很弱。”

书记同意了,他在一张纸上草草写了几个字。

“把这个交给图夫塔同志,他会把这件事办妥的。”

登记分配部里,图夫塔正在痛骂一个负责团员登记的助手。他们俩吵得难解难分,保尔听了一会儿,看他们一时吵不完,就打断了正喊得起劲的登记分配部部长,说:“图夫塔,你等一会儿再接着跟他吵吧。这是书记给你的条子,先把我的证件办一办。”

图夫塔一会儿看看字条,一会儿看看保尔,看了半天才明白过来。

“啊,这么说,你没死!现在怎么办呢?你已经被除名了。

是我亲自把卡片寄到团中央的。再说,你也错过了全俄团员登记。根据团中央指示,凡是没有重新登记的,一律取消团籍。所以,你只有一条路好走——重新履行入团手续。”图夫塔用一种没有商量余地的腔调说。

保尔皱起了眉头。

“你还是那个老样子?年轻轻的小伙子,连档案库的老耗子都不如。图夫塔,你什么时候才能有点长进呢?”

图夫塔一下子跳了起来,好像被跳蚤咬了一口。

“我的工作我负责,用不着你来教训我。上面发指示,是要我照办,不是要我违抗。你骂我是耗子,我要控告你。”

图夫塔一面用这样的话威胁保尔,一面示威似的拿过一堆没有拆开的信件,那副神气表示:用不着再谈下去了。

保尔不慌不忙地走到门口,他想起了什么事情,又走回桌旁,拿起放在图夫塔面前的字条。登记分配部部长注意地瞧着保尔。这个长着两只大招风耳朵的年轻小老头,气呼呼地坐着,摆出一副一丝不苟的样子,真是又可气又可笑。

“好吧!”保尔用一种讥讽的口吻冷冷地说。“当然,你可以给我扣上‘破坏统计工作’的帽子。不过,我倒要请问你,要是有人事前没向你申请,自己一下子就死了,你有什么高招治他呢?这种事谁都会摊上,说病就病了,说死就死了。关于这方面的条文指示,大概没有吧。”

“哈!哈!哈!”图夫塔的助手再也无法保持中立,忍不住放声大笑起来。

图夫塔的铅笔尖一下子折断了。他把铅笔摔到地上,但是还没有来得及回击保尔,就有几个人说说笑笑地涌进了房间。其中有奥库涅夫。大家见了面,又是惊又是喜,问长问短,简直没有个完。过了几分钟,又进来一群青年,其中有一个是奥莉加·尤列涅娃。她简直有点不知所措了,惊喜地握住保尔的手,久久不放。

后来的人又逼着保尔把他的情况从头到尾说了一遍。同志们出自内心的喜悦,真挚的友谊和同情,热烈的握手,亲切而有力的拍肩打背,使他一时忘记了图夫塔。

说到最后,保尔把他和图夫塔的谈话告诉了同志们。大家都气愤地嚷了起来。奥莉加狠狠地瞪了图夫塔一眼,到书记办公室去了。

“走,找涅日达诺夫书记去!他会叫他开窍的。”奥库涅夫说着,一把搂住保尔的肩膀,和大伙一起跟在奥莉加的后面,找书记去了。

“应该把图夫塔撤职,送到潘克拉托夫那儿去,在码头上当一年装卸工。他纯粹是个死抠公文的官僚!”奥莉加忿忿地对书记说。

团省委书记宽容地微笑着,倾听着奥库涅夫、奥莉加还有其他同志提出的撤换图夫塔的要求。
“恢复柯察金团籍的事,没什么问题,马上就发给他团证。”涅日达诺夫安慰他们说,接着又表示:“我也同意你们的看法,图夫塔是个形式主义者。这是他的主要缺点。不过,也得承认,他那摊子工作搞得相当不错。凡是我工作过的团委机关,统计和报表工作都搞得一塌胡涂,没有一个数字是可靠的。可是咱们这个登记分配部门,统计工作一清二楚。你们自己也知道,图夫塔有时在办公室一直干到半夜。我想,撤换他随时都可以。不过,要是换上一个小伙子,人也许挺痛快,就是对统计工作一窍不通,到那时候,官僚主义倒是没有了,可统计工作也没有了。还是让他干吧。我好好克他一顿。这能管一阵子,以后看情况再说。”

“好吧,去他的!”奥库涅夫同意了。“走,保夫鲁沙,咱们到索洛缅卡去。今天我们在俱乐部开积极分子大会。还没有人知道你活着,我要突然宣布:‘现在请柯察金同志讲话!’保尔,你真行,没死就对了。真的,要是你死了,对无产阶级还有什么用处呢?”奥库涅夫开玩笑地结束了他的话,接着就搂住保尔,推着他一起到走廊上去了。

“奥莉加,你来吗?”

“一定来。”

潘克拉托夫一家等保尔吃午饭,没有等着,他直到晚上也没有回去。奥库涅夫把保尔带回自己住处去了。他在苏维埃大楼有一间房子。他倾其所有,款待保尔,然后又拿出一堆报纸和两本厚厚的共青团区委会会议记录,放在保尔面前,说:“这些东西你看看吧。你在家养病,耽误了不少时间。翻翻这些东西,了解一下过去和现在的情况。我晚上回来,咱们一起到俱乐部去。累了,你就躺下睡一会儿。”

奥库涅夫把一大沓文件、证明、公函分别塞进几个衣袋里——这位团区委书记根本不用公事包,一直把它扔在床底下——最后,又在房里兜了一个圈子,走出去了。

傍晚,他回来的时候,屋里满地都是打开的报纸,床底下的一大堆书也拖了出来,有一部分就放在桌子上。保尔坐在床上,读着中央委员会最近的几封指示信。这些信是他在奥库涅夫的枕头底下翻出来的。

“你这个强盗,把我房间弄成什么样子了!”奥库涅夫装作生气的样子喊道。“喂,等一等,你怎么偷看机密文件呢?

唉,真是开门揖盗啊!”

保尔微笑着把信放在一边。

“这正好不是什么机密文件,你当灯罩用的那张才是地地道道的密件呢。它的边都烤焦了,看见没有?”

奥库涅夫拿过那张烤焦了边的纸,看了看标题,拍了一下前额,惊叫道:“哎呀,这个鬼玩意儿!我一连找了它三天,连个影子也没有。现在我想起来了,是沃伦采夫前天用它做了灯罩,后来他自己也找得满头大汗。”奥库涅夫小心翼翼地把文件叠起来,塞在褥子下面。“过些时候都会收拾好的。”奥库涅夫自我安慰地说。“现在先吃点东西,再到俱乐部去。保夫鲁沙,坐到桌子这边来吧。”

奥库涅夫从衣袋里拿出一条用报纸包着的干鳟鱼,又从另一个衣袋里掏出两块面包。他把桌子上的文件往边上推了推,在空出来的地方铺上一张报纸,然后抓住鱼头,在桌子上摔打起来。

乐天派的奥库涅夫坐在桌沿上,起劲地嚼着,有说有笑地把最近的新闻告诉了保尔。

奥库涅夫从通勤口把保尔领到了后台。在宽敞的大厅里,靠舞台右侧的钢琴旁边,坐着一群铁路上的共青团员,塔莉亚·拉古京娜和安娜·博哈特跟他们挤在一起。安娜对面的椅子上是沃伦采夫。这位机车库团支部书记微微摇晃着身子,一本正经地坐在那里。他脸色红润,好像八月的苹果,头发和眉毛都是麦黄色的,身上穿着一件十分破旧的褪了色的黑皮夹克。

他旁边是茨韦塔耶夫,懒洋洋地用胳膊肘拄在钢琴盖上。

茨韦塔耶夫是一个长着栗色头发、嘴唇线条分明的漂亮青年。

他的衬衫领子敞开着。

奥库涅夫走近这群青年的时候,听到安娜说的最后两句话:“有的人总是千方百计把吸收新团员的工作搞得复杂化,茨韦塔耶夫就是这样。”

“共青团可不是随便进出的大杂院。”茨韦塔耶夫固执地用粗鲁而轻慢的语气反驳说。

“你们瞧,你们瞧!尼古拉今天容光焕发,多神气,活像一个擦亮的铜茶壶。”塔莉亚一见到奥库涅夫,就大声喊了起来。

奥库涅夫被拉进人群,大家七嘴八舌地向他提出了问题:“你到哪儿去了?”

“快开会吧。”

奥库涅夫伸出一只手,要大家安静下来:“弟兄们,别着急,托卡列夫马上就来,他一到咱们就开会。”

“瞧,他来了。”安娜说。

果然,区委书记正向他们走来。奥库涅夫快步迎了上去。

“走,大叔,到后台去,我让你看一个熟人。你一定会大吃一惊。”

“又出了什么新鲜事?”老人咕哝了一句,使劲抽了一口烟。奥库涅夫抓住他的手,把他拖走了。

奥库涅夫把手里的铃摇得震天响,连那些最爱说话的人也赶紧闭上了嘴。

托卡列夫身后挂着《共产党宣言》的伟大作者的画像,看上去像雄狮。画像周围饰着青松扎成的框子。奥库涅夫宣布开会的时候,托卡列夫一直注视着站在后台过道上的保尔。

“同志们,有一位同志要求在讨论当前团的任务以前,先说几句话,我和托卡列夫都同意,认为应该让他发言。”

会场里响起了赞成的喊声。于是奥库涅夫立刻宣布:“现在请保尔·柯察金发言,向大家表示问候!”

大厅里一百个人当中,至少有八十个认识保尔,所以当大家熟悉的这个面色苍白的高个子青年出现在舞台上,并且开始讲话的时候,会场里立即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亲爱的同志们!”

保尔的声音是平和的,但是却掩盖不住他内心的激动。

“朋友们,我又回到你们中间来了,又回到自己的战斗岗位上来了。回到这里,我感到非常幸福。我在这里看到了许多老朋友。奥库涅夫给我看了一些材料,咱们索洛缅卡区增加了三分之一的新团员,铁路工厂和机车库再也没有人做打火机之类的私活了,已经报废的机车,又从废铁堆里拖了出来,进行彻底修理。这些都表明,我们的国家正在复兴,正在强大起来。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是大有可为的。你们说,在这样的时候,我怎么能死呢!”说到这里,保尔脸上现出了幸福的笑容,两眼射出了炯炯的光芒。

保尔在一片欢迎声中走下舞台,向安娜和塔莉亚坐的地方走去。他很快和几个人握了手。朋友们挤出一个位子,让他坐下。塔莉亚把手放在保尔手上,紧紧地握着。

安娜睁圆了眼睛,睫毛微微颤动着,露出惊喜的神情。

日子飞一样的过去了,没有一天是平平淡淡的,每天都有新的内容。保尔早上起来,安排一天的工作,总苦于时间不够用,计划要做的事总有一些做不完。

保尔跟奥库涅夫住在一起。他在铁路工厂工作,当电工的助手。

保尔同奥库涅夫争论了好久,奥库涅夫才同意他暂时不担任领导工作。

“咱们现在人手不够,可你倒想躲到车间去图清闲。你别拿病当借口。我也得过伤寒,好了以后,有一个月的时间是拄着棍子到区委会上班的。我知道你,保尔,根本不是为了这个。你跟我讲实话,到底是什么原因?”奥库涅夫追问保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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