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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讲 书生抗金

康王赵构承继大统,成为了南宋的第一个皇帝,也就是宋高宗。他上台之后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稳定人心、稳定局面,因此必须找一个能压得住台的宰相来帮他。他首先想到的是在东京保卫战中打退过金兵的李纲。李纲是忠心为国的一介书生,让这样一个人做宰相,赵构身边的那些奸小之徒就坐不住了。有一个大臣就给赵构上疏,因为急于把李纲挤出朝廷,所以一连上疏五次,而且是不择语言,不择手段。他说张邦昌为金人所喜,既然封为三公郡王,就应再加同平章事,让张邦昌做宰相。李纲为金人所恶,虽已命相,应在他到来之前罢掉他,千万不能让他当宰相。赵构一听就不高兴了,说我当皇帝,恐怕也是为金人所恶吧,金人更喜欢张邦昌做皇帝,照你这种观点,我当皇帝是不是也不应该啊?吓得这个大臣不敢说话了。但是群臣当中,反对李纲做宰相的意见还是很大的,因为李纲性格刚直,得罪了不少人。

李纲来到应天,一见赵构就放声痛哭,君臣二人缅怀旧事,唏嘘感叹。好不容易才止住了悲痛,赵构问李纲怎么做才能重振朝纲、安抚百姓。李纲给赵构提了十条意见,这十条意见说穿了就两个核心。第一个就是要杀掉张邦昌。因为天下百姓、忠臣良民拼死拼活地抵抗金军,保家卫国,都没有什么封赏,而张邦昌这个伪皇帝最后却封郡王、太宰,这不是有功不赏、有过不罚吗?所以必须杀掉张邦昌,不杀他不足以振奋天下人的士气。第二个就是要练兵。练兵之后北伐,迎回徽钦二帝,洗雪前耻。

我们可以想象,赵构满心欢喜地把李纲召来,目的是想让李纲帮自己压住台,好让天下的臣民将士都听自己的,都拿自己当皇帝。结果李纲提的十条意见,核心无非就是让自己出兵,把徽钦二帝接回来。按照正常人的心理来分析,赵构这时候的心情一定低落到了极点。用老百姓的话说,后悔得肠子都青了:我怎么把这么个人给弄进来了啊?

李纲这个人,人品是很忠直,但直得过分就有点迂了。他就一门心思要打败金军、迎回二圣,谁反对他都不行。遇到意见与他相左的,定要辩个高低,直到跟他一致才肯罢休。但李纲忽略了一个问题,干这些事情是需要钱的,是需要军需物资供一应的。当时山河残破,生灵涂炭,打仗并非当务之急,怎么收拾人心、稳定残局才是至关重要的。另外,李纲一党一 同伐异,对意见不同的大臣打压得很厉害。这样一来,朝廷中反对他的人很多,意见也很大。在李纲的坚持下,张邦昌被赐死。对于张邦昌之死,包括南宋的史学家,都有为张邦昌鸣不平的,说张邦昌虽然僭越,当了逆贼,但实出胁迫。他不是非要上赶着当这个伪皇帝,而且,李纲能够举出的实证无非就是他淫乱后宫,跟先朝的嫔妃有过那么一回事儿,不过那也是在醉酒的情况下发生的。过于刚直就没法一团一 结众臣,李纲这种决绝的处事态度,遭到了大臣们的激烈反对。最后,李纲这个宰相做了77天就被罢免了。

赵构立脚尚且未稳,返回北国的金人就已得知自己册立的傀儡皇帝张邦昌,把皇位拱手让给了赵氏皇族,并且建立起了南宋政权,因此金军再一次大举南下进犯。面对来势汹汹的金国大军,赵构该怎么办呢?

看到金军南下,赵构的第一反应就是跑。但皇帝不能叫跑,叫巡幸。当年金军南下时,徽宗不就是巡幸东南去了吗?所以他沿着父亲指明的道路,也要巡幸东南。从宋朝开始,中国的经济中心就转移到了南方,再加上一江一 南地区也没有遭到战火破坏,比较富庶,民心还可以收拾,于是他决定去往扬州。金军攻破汴梁城之后,并没有在中原驻军,这还得归功于张邦昌。当初金国撤军的时候问张邦昌,要不要留一点人马帮你看场子?张邦昌当下拒绝,说我们大楚有能力保卫自己,所以金军就都撤走了。这样一来,广大中原地区实际上仍旧掌握在汉人的手里。高宗皇帝逃到扬州之前,任命宗泽为东京留守,负责防守汴梁。宋朝的军民百姓们以宗泽为核心,继续抵抗金军。

宗泽做了东京留守之后,呕心沥血,秣马厉兵,准备大干一场,他在给皇帝的上疏中说:“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尝命一将、出一师,但闻奸邪之臣,朝进一言以言和,暮入一说以乞盟,终致二圣北迁,宗社蒙耻……臣虽驽怯,当躬冒矢石为诸将先,得捐躯报国恩足矣!”意思是说,金国人一来,奸臣们整天就是嚷嚷着议和,从来没见朝廷派过一兵一卒去跟金国人决战,所以造成二圣蒙尘被俘。我虽然驽下怯弱,但愿意冒着飞箭滚石,带领将士抵抗金军,捐躯报国。这就又回到了老话题,即便你和你手下的将士都愿意为国捐躯,可打仗的军费从哪里来?所以宋高宗看了宗泽的上疏后,说爱卿忠心可嘉,说完就没下文了。而且一看到“二圣”这种字眼,宋高宗心里难免会咯噔一下——又提二圣未还,那你就守在汴梁,替我做第一道抵挡的防线吧。

金军大举南下,宋高宗赵构准备逃跑,派出宗泽留守东京,作为抵抗金军的第一道防线。那么,面对来势汹汹的金国铁骑,宗泽如何才能抵挡住金军的进攻?在历史当中,宗泽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宗泽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英雄人物,他是宋神宗年间的进士,本来不通兵事,但史籍记载他“缮城壁,浚隍池,治器械,募义勇”。说他修缮城池,加固城墙,完善守城的器械,还招募地方的精壮,做好守城的准备。从中可以看出,宗泽是靠义勇对抗金国,而不是官军。义勇就是类似于水泊梁山的好汉那样的人。因为宋金两军不断一交一 战,百姓反复遭到战火涂炭,于是就自发地组织起来保卫家园,谁来抢就打谁。有的义勇慢慢壮大了,就开始为祸一方。据说当时河西巨寇王善拥七十万众,扬言要攻打汴梁城。汴梁城百姓很恐慌,金国人还没打来,自己的巨寇土匪却先来了,万一汴梁城守不住怎么办?宗泽说不怕,我去招安他。于是宗泽一人一马,单骑出城前往王善的巢穴。宗泽见到王善后,说现在金人入境,国家处于危难之中,最需要的就是像王公您这样的人。现在您不救国不说,还要在背后插一刀子,这算怎么一回事?您麾下有七十万众,为国家建功立业正在此时,万不能光看眼前利,还得想想身后名啊。您是愿意青史留名,还是想遗臭万年呢?宗泽说得入情入理,王善深为感动,当即表示愿意率七十万众解甲,听从宗泽调遣。宗泽招募王善的七十万义勇,如果真能去跟金国对抗的话,中原地区的战争形势应该会有一个明显的改观,但是史书上没有这方面的记载。不过,毋庸置疑的是,宗泽确实率军在汴梁城进行了一番激烈的抵抗,拖住了金军主力南下的步伐。据说宗泽在河北地区威望很高,当地汉人甚至包括金人,都尊宗泽为宗爷爷。

宗泽虽为一介书生,并不通晓军事,但他却凭着一颗赤胆忠心,招募义勇,抵抗金兵,赢得了威望。不仅如此,在宗泽的麾下,还有一些为后世所推崇的名将英雄,其中就包括岳飞。那么宗泽和岳飞,他们俩是怎么认识的呢?

岳飞开始只是一个小兵或者下级官吏,在违反军法将受处罚的时候被宗泽救了下来。后来宗泽发现岳飞是个人才,就开始不断地重用提拔他。

有一天,宗泽把岳飞叫到自己帐中,对他说,你确实英勇善战,是个可培养的人才,来日必成大器。但是你打仗太随心所欲,不按章法,不按套路,老这么瞎打也不行。我这儿有太宗皇帝留下的阵图,你拿去好好参考参考,学学正规战法。按照我们今天的话讲,宗泽是让岳飞学学军校教的那套东西。岳飞接过阵图,当着宗泽的面草草翻了几下,就放在了一边。宗泽很惊讶,问他为什么不看阵图。岳飞回答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战争的形势是千变万化的,不能全照阵图来打,要不我们怎么老打败仗呢?只要能打胜仗,什么方法都可以用。宗泽一听,觉得这年轻人说得有道理,但是转念一想:岳飞的脾气也太大了吧,刚立点战功,就敢顶撞领导,而且还是我这么大的干部,他也太目中无人了!于是宗泽就将岳飞推荐到河北都统制张所帐下任职。结果岳飞在张所那里也是屡立战功,引起了别人的妒忌和不满,跟同事的关系搞得很僵,就又回到了宗泽的帐下。从这里可以看出,岳飞是一个不世出的名将,比较桀骜不驯,不是特别好管。有才能的人恃才傲物,可能大多都有

点脾气,虽然有些时候领导不得不用他,但是总说领导不如自己的话,领导心里多少也会有些不痛快。岳飞这样的性格,为他后面的人生悲剧埋下了伏笔。

除了岳飞,宗泽帐下还有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就是王彦。王彦原来也是义勇,是从义勇当中擢拔出来的,已经做到了统制官,领导部下在太行山跟金军进行游击战。金国的大军不断进山围剿,王彦的部队打得非常艰苦,所以王彦害怕部下会不坚定,担心某一天被他们出卖,捆了献给金国。因此他十分小心谨慎,能不见部下就尽量不见,遇到什么事都让传令兵拿着他的手令去传达,甚至恨不得一宿换几个地方睡觉。部下们见不到王彦,都觉得很纳闷。有一天,一个部下偶然和王彦相遇,就问王彦为什么总也见不到他。王彦很委婉地说出了自己的顾虑,部下听了非常激愤:原来统制官不相信我们!怎么让统制官相信呢?大家最后决定,每个人在脸上刺上“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个字,所以王彦的部队被称为“八字军”。中国古代只有犯人才会往脸上刺字,因为《孝经》上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能有丝毫损伤。王彦的部下主动往脸上刺字,就是要表明报国的决心:一定要抵抗金国,决不再让中原百姓受涂炭之苦。

宗泽一方面招降聚寇,一方面擢拔岳飞,任用王彦,所以当时的中原形势一片大好。

宗泽招募义勇,充分调动了民间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金军,使得中原形势有所转机。于是宗泽就给宋高宗上疏,希望他能够起驾回京。那么,宋高宗看到宗泽的上疏后会是什么反应呢?

宋高宗始终不肯相信宗泽,因为宗泽用的人不是他心目中的理想人选,害怕又出现类似于王云被殴打致死的情况。在宋高宗看来,宗泽这个人有点目无法纪,只想着怎么跟金国打仗,甚至不听朝廷的调遣。而且宗泽发动群众、组织义勇的做法,与宋朝设置军队的目的也相悖。宋朝军队的战斗力之所以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军队主要不是用于对外御敌,而是对内防寇的。现在宗泽把巨寇收编帐下,这对于高宗来说太可怕了,所以宋高宗一直都不理宗泽。宗泽第一道奏折石沉大海,没有回复,但他不死心,又上了一道奏折。宋高宗只是夸赞宗泽忠勇可嘉,就没下文了。

不但宋高宗不听宗泽的,身边的大臣们也跟宋高宗讲宗泽的坏话,说他一介书生,原来不过是磁州的知州,现在委任他做东京汴梁的留守,他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拥兵百万,万一有朝一日造反怎么办?这句话正好戳到宋高宗的心尖上了。包括以后宋朝名将们的悲剧,也都是由皇帝的这个心结扩展出来的。我们知道,宋朝尚文不尚武,皇帝最担心的就是武将不忠、造反,怕武将有朝一日像太祖得天下一样被拥立为皇帝。前朝这种事太多了,所以宋朝千方百计把兵权集中在朝廷手里,集中在皇帝手里。名将们无一例外地被削夺兵权,甚至被杀害。国家有难,各地义军风起云涌。宗泽招募义勇抵抗金人,单骑便招降七十万人,而且完全效忠听命于他。在这种情况下,宋高宗恐怕心里早已开始打鼓:万一宗泽造反怎么办?他要在中原割据怎么办?就算他不反,但他一心想的是要迎回二圣,要我把父兄救回来,这种人我能重用吗?宋高宗感觉宗泽的势力对自己构成了威胁,对宗泽的态度日趋冷淡。

宗泽一心为国,而皇上却对他日渐疏离,他不明就里,一急一愁,就发了重病。当时宗泽已经六十多岁了,早已是白发将军,他隐隐感觉自己来日无多了。众将来探望,他强打起精神,跟众将们说了这么几句话:“我以二帝蒙尘,愤愤至此。汝等如能歼敌,则我死亦无恨!”宗泽到死都为徽钦二帝蒙尘而愤愤不平,希望将士们能够奋勇杀敌,他便死而无恨了。众将听后,非常感动,痛哭流涕,表示一定尽力完成他的遗愿。众将退下之后,宗泽再无他语,只是反复吟诵杜甫写诸葛亮的两句诗:“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最后,这位书生名将三呼“过河”而去。他至死念念不忘的,还是要渡过黄河,打败金兵。

中国历史上的忠臣们,尤其是宋朝以后,都有这样一种观念:平时袖手谈风月,临事一死报君王。平时不一习一 武,而是流连于诗酒歌舞、风花雪月;一旦国难当头,则一死报君王。这种行为确实气节可嘉,但结果又能怎么样呢?细数我们崇拜的那些留名于青史的忠臣们,绝大多数都是失败者。饮鸩就戮,从容赴死,喊两句口号,看似厉害,但这样的死有用吗?真正地考究起来,结果往往是残酷的——这种行为于国事无补。宗泽除了有以死报国的气节,还用行动将中原形势经营得一片大好,这实在是很不容易。

宋高宗不接受宗泽的建议,除了出于防范宗泽之外,他最隐秘的心结在于他父亲和哥哥的问题上,在于他的法统和出身上,在于从小他们母子的那种唯唯诺诺,甚至可以讲是寄人篱下的感觉上。平时他母亲不受一宠一 ,自己也遭到父皇、皇兄的冷遇。一旦遇到危难,父兄就想起他来,危难一解除,笼罩在他身上的光环立刻褪去,他又恢复到以往的平庸和低下。这个时候的宋高宗,心理跟当年出使金营的豪气干云,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虽然仅仅是过去了一年多点的时间。而且宋高宗可能也尝到了做皇帝的快乐,尝到了皇权带来的好处,更不想把皇位一交一 出去,所以宗泽也只能是含恨而终。

宗泽死后,中原的大好形势全面崩溃。金军进一步加强了进攻,一心要灭掉新建立的南宋政权。而此时的宋高宗,却只知道一味逃跑,这时又有人给他上书劝谏,那么这个大胆上书者是谁?他最后又落下个什么样的结局呢?

宋朝的中央官学叫做太学,当时有一个叫陈东的太学生上书宋高宗,劝谏高宗要以宗庙社稷、黎民百姓为念,不能总是逃跑。除了陈东,还有一个叫欧阳澈的百姓也给宋高宗上书。从这点我们可以看出来,宋朝的政治环境是比较宽松的,因为太祖皇帝留有遗训:不杀士大夫,不杀上书言事者。任何人给皇帝上奏折,不管对国家的战守大计,还是朝廷的大政方针提出自己的看法,都是没有死罪的。所以连一个没有品级的太学生,一个普通老百姓都可以劝说皇帝不要跑。

只是宋高宗去心已定,这两个人的上书把他给惹怒了。宋高宗身边那些一贯反对打仗,主张议和的奸臣们,看出龙颜不悦,便见风使舵地讨好皇帝说,随便一个读书人、一个老百姓,都想对国家大政品头论足,任意指摘,此风不可长。宋高宗问应该怎么办,奸臣神情肃杀,以手作砍杀状。宋高宗沉吟半晌,反复权衡利弊:他们只不过是劝我别跑,杀了他们有违祖例,恐遭人诟病;只是如果此例一开,谁都对大政方针任意指摘的话,以后必定导致皇上诏命、朝廷意旨虽令不行。此时,王云惨死于百姓拳脚棍棒下的情景又浮现在了宋高宗眼前,宋高宗心底冒起一股凉气,于是下令杀掉这两个人。

应天府的府吏去陈东家里缉拿他时,陈东正在读书,他一看来人,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陈东说,你们别着急,我肯定跟你们走,不过我得先饱餐一顿。他吩咐家人炒菜烫酒,然后自斟自饮起来。用过酒菜,陈东说要去趟厕所,小吏面露难色,担心他趁机逃跑。陈东哈哈大笑,说我好汉做事好汉当,说了跟你们走就一定跟你们走,不用多虑。最后,陈东被带到了应天府,不久便被处斩。后来,欧阳澈也遭到了同样的处置。

宋朝本来是一个言论自一由 、思想开放的王朝,而且不杀士大夫,不杀上书言事者。但陈东二人被杀,却开了一个恶例。后来主和派之所以能够控制话语权,能够钳制言论,就跟这件事有关。中国古代人分四等,即士、农、工、商。宋高宗忘了一点,陈东是太学生,代表的是士林;欧阳澈是平民百姓,代表了农民,处斩这两个人,就把士林和农民都给得罪了。而且宋高宗迟迟不去迎回二圣,不思恢复中原,寒了王彦、王善等中原志士们的心;宗泽三呼“过河”而亡,朝廷没有任何表示,寒了守城将领们的心;主战派连连上疏要求高宗回来,高宗都不回来,寒了抵抗派的心。宋高宗的身边,就只剩下一群主和派和宦官,他处在一种空前孤立的状态下,真正成了孤家寡人、光杆司令了。在国家危难的情况下,宋高宗把不该得罪的人全得罪了,实在不是明智之举。宋高宗处在一种没有安全感的状态中,对任何人都抱有戒心,而且父兄巨大的阴影又笼罩着他,他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下熬过了一天又一天,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他为什么会有之后的所作所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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