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地质学与《创世纪》
有些钻探坚硬大地的人，
从地层中挖出一份纪事。
我们从纪事中得知，
向摩西启示日期的那位作者，
竟把年代搞错！
——威廉·考珀
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化石尚不了解，最普遍的解释是：化石是被诺亚时代的洪水毁灭的动植物的遗体。但很多杰出的学者认为，它们是在地壳底下经过自然的和神秘的过程形成的。少数人则争辩说，这是魔鬼所为，是为了把虔诚的教徒引入迷途。有人则认为，这是上帝创造的，意在迷惑科学家们或考验信徒们，要不就是上帝创造生物形态的原始试验模型。
近代为化石神创说辩护的人士之一，是维尔茨堡大学的约翰·贝林格教授。他在1726年出版了一本代价高昂的专者，描述他听发现的一些奇怪的化石。在不少化石上有太阳、月亮的图形和希伯来文。实际上，这些化石全是他的学生们用泥精心培制后埋在地下的，而这位可怜的教授竟上了当。直到有一天，他在一块化石上发现了自己的名字之后，才算明白过来！他尽其余生想买回他的著作，但这部书已成为一种收藏品，所以就更难收回了。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在这位教授死后，他的一个后代竟再版了这本著作，从中赚了相当可观的钱。这是一个可悲的故事，今天人们还记得这位科学家轻信受骗这件事。
在十八和十九世纪，博物学家们渐渐注意到，地下深处和古老岩层上的化石都比较简单，而后期地层中的化石则比较复杂。生命是几百万年前从某些简单的形式开始，然后经过漫长的地质时代缓慢进化到地球现在的动植物群的吗？后来，达尔文在1859年发表了他的《物种起源》一书。这并不是进化论的第一本书，但它所提出的一系列意义深刻为事实，使人不可能再把这一理论在成是怪诞的推测而置之不理了。
这本书对基督教世界打击之大，简直无法估量。当然，它是扩大新教原教旨主义者和所谓的现代主义信徒之间分裂的主要因素。现代主义信徒自然接受新的理论，他们说，这只不过是上帝造物的方式。如果不把《创世纪》的故事看得太死，如果把“日”解释为地质时代，甚至可以把它看作是一部概略叙述进化历史的书。
原教旨主义者坚决反对进化论。他们多数人信仰路德支持的洪水说；其他人包括英国首相格莱斯顿在内，则支持法国博物学家居维埃男爵的意见，认为在地质时代中，每隔不同时期就出现一系列的造物过程，每一次造物过程都是在洪水埋葬了原先的生命之后才出现。还有一种理论认为，化石是“亚当前”早期创造物的遗体，这些创造物曾在《创世纪》第1章第1节和第2节之间那个时期繁荣孳长。这种理论在流行的《斯科菲尔德串珠圣经》的注释中流传至今。
十九世纪出版了几千种书，多数是在英国，目的是调和地质学与《创世纪》的关系。在这些乏味而伤感的书籍中，有一本与众不同，写得精彩，内容离奇，颇值得一提。这本书是由英国著名诗人和批评家埃德蒙·戈斯的父亲、动物学家菲利普·戈斯写的，书名是《肚脐》。它的出色之处就在于：虽然没有一人会相信它的内容，但它提出的理论逻辑严密与地质事实吻合，以致任何科学论证都无法驳倒它。
戈斯承认，地质学已毫无疑问地确证，在亚当之前，地球上有一段很长的地质史，当时动植物非常繁茂。他同时也深信，地球是在大约公元前4000年在6天中创造出来的，正好与《创世纪》所描写的一致。他是如何把这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凋和在一起的呢？非常简单，就象亚当被创造出来时应有一个肚脐，而这个出生的痕迹并未出现一样，整个地球在被创造出来的时候，也带有过去时代一切遗体的化石，而这个过去只存在于上帝的心中。
虽然可以想象，亚当没有肚脐，但很难想象他没有骨头、头发、牙齿和指甲。然而，所有这些特征本身就提供了原来生长的证据。事实上，人体任何一个器官或组织无不具有原先发育的历史。这也适用于每一种动植物。如戈斯所指出的，大象的长牙表示过去的发展阶段，鹦鹉螺不断在壳上增加腔室，海龟在背甲上增加层次，树身上有由于季节变化而产生的年轮。他写道：“生物学家用以证明……那头母牛曾经是一个胎儿……的每一个论据，可以同样有力地证明，新生的母牛在出生之前曾是一个胚胎。”这一切都经作者旁征博引，以数百页的篇幅加以详细论证，井附有数十幅木刻插图。
简而言之，如果说地球就象《圣经》所描述的那样，是由上帝创造的，那么他肯定是把它创造成一个“发达的企业”。一旦这种概念被认为是必然的，）月它来解释地球的地质史就有点困难了。河流对土地缓慢侵蚀的迹象，弯曲倾斜的地层，海中生物遗体形成的石灰石山，死火山的熔岩，冰川在岩石上留下的擦痕，史前动物的脚印，埋葬的骨头上的牙印，以及千百万散布在地球上的化石——这一切以及其他许多现象，在在都证明过去的地质变化，而这些地质变化却从未实际发生过。
戈斯写道：“也许有人反对说：如果设想世界在创造出来时，其地壳中就存在着骨骼化石——从未实际存在过的动物的骨骼，那无异是指控创世主制造出一些有意欺骗我们的物体。答案很明显。难道上帝创造的树上带有年轮，仅仅是为了骗人吗？难道上帝创造的贝壳上的生长纹也是为了骗人吗？难道上帝创造的人类身上有肚脐，目的是为了欺骗他们，让他们相信自己有父母吗？”
亚当是否有肚脐这个问题并没有被人遗忘。几年前，北卡罗来纳州国会议员卡尔·德拉姆和他所在的众议院军事小组委员会在“第85号公共事务文件”（鲁恩·本尼迪克特和吉恩·韦尔特菲什合著的《人类的种族》）中，对一幅亚当和夏娃的漫画提出了异议。漫画上的人都有肚脐。当人们指出，米开朗琪罗画的西斯廷教堂大壁画上的亚当也有肚脐时，小组委员会的过虑才算消除。
戈斯对这一问题考虑得十分周到，甚至论述到粪便化石的发现。他写道：迄今为止，这个“一直被认为是非同一般的有力证据，证明创世之前已有生物存在”。然而，他指出，这个问题并不比说明下面的事实更困难：上帝新创造的亚当，肠子里有在也有废物存在。他的动脉里也一定有血液流动，而有血液就必须先有乳糜和食糜；反过来，有乳糜和食糜必须先有肠内难消化的残余物。“这乍一看来似乎有点荒谬可笑”，他承认说，“……但事实终归是事实。”
戈斯的论点实际上是无懈可击的。他不需要放弃任何地质学方面的真理，而且又与《创世纪》完全相符。正如戈斯所指出的，我们甚至可以假设，上帝就在几分钟前创造了世界，包括所有的城市和史料，以及人们心中的记忆，简直没有任何合乎逻辑的方法能够驳倒这样一种可能的理论。
然而，《肚脐》一书并未被多数人所接受。小戈斯在他的《父与子》一书中写道：“从来还没有任何一本书能比得上这本奇怪、固执而异想天开的著作那样，指望获得很大的成功而不计报酬。……他以热情的姿态把它奉献无神论者，同样也奉献给基督教徒们。……但想不到无神论者和基督教徒们都同样对它一笑置之。……甚至连我父亲指望会立刻对这本书表示赞赏的查尔斯·金斯利也写道，他不能……‘相信上帝会在岩石上写下一个巨大而不必要的谎言’。”
与戈斯对地质学和《圣经》所作的卓越的调和相比，后人在这方面的努力显得相形见细，但这个题目继续有人在写，直到今天仍然如此。从本世纪初以来，仅在美国出版的新教徒攻占进化论的著作就有几千种。这些著作大部分不堪一读，但偶而也有带点严肃和学术味的书问世。例如，辛辛那提大学物理学教授，著名评论家保罗·莫尔的兄弟路易斯·莫尔博士1925年在普林斯顿作了一系列演讲，以《进化论的教条》为门名出版。这是一本令人十分愤怒的书。莫尔博士使用了一切陈腐过时的论点来攻击进化论，但就是不让读者准确知道他本人对化石的解释。人们的印象是，他认为不同“物种”的形成是一系列孤立的创造活动的结果。对进化论的类似的攻击，还有“文学人道主义”运动成员、芝加哥大学希腊语系主任保罗·肖里博士在1928年10月号《大西洋月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文章的题目是《进化论，保守派的辩解》，其中虽然充满了引自文学界和哲学界大人物的语句，但这部暴露出作者缺乏科学知识。
在二十世纪反对进化论的新教徒中间，有一个人，而且仅仅是这一个人，堪称鹤立鸡群。他就是在著名的田纳西州斯科普斯审判案中，布赖恩作为主要权威而提到的那位“地质学家”。在近30年来几乎所有原教旨主义者在攻击进化论时，主要武器都取自他的著作。事实上，他是最近的和最大的反进化论者。
这位杰出的人物就是乔治·普赖斯，1870年生于加拿大。他曾几次在安息日耶稣再生派的各学校中获得学位并在一些地方任教，后在内布拉斯加州安息日耶稣再生派的一所规模不大的学院中任地质学教授。他于1938年从该教派的另一所大学华盛顿州的沃拉沃拉学院退休后，一直住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洛马林达。
虽然普赖斯出版了大约20本书，但他的论点主要集中在1923年出版的726页的大学课本《新地质学》中。这是一本经典型的伪科学著作。立论精到，大量引用地质学术语，所以当今数以千计的新教原教旨主义者都把他的著作奉为这一问题的定论。甚至持怀疑态度的读者也发现，如果没有相当的地质学知识，也很难反驳普赖斯。
普赖斯观点的核心可以用几句话说明。他指出，进化论的神圣不可侵犯之处在于这样一种观念，即随着从古代到较晚时代的地层变化，化石也从简单的形式逐渐变为复杂的形式。但不幸的是，除用埋在地层里的化石以外，又别无其他适当的方法来确定地层的年代。这就造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恰象一只狗追咬自己的尾巴那样。进化论的作用，在于按进化的顺序对化石分类，而又用化石来确定地层的年代。所以，化石从“老”到“新”的变化，被认为是进化发展的“证据”。
普赖斯的观点则是，整个世界创造于基督诞生之前几千年，就象《创世纪》所描述的那样，正好用了6天时间。不同的地层并不表示不同的地质年代。它们都是由大洪水时期同时淤积下来的，而大洪水则是由于天体干扰引起的大浪潮而造成的，大浪潮冲击整个地球，使当时的山脉崩塌，破坏了伊甸园的温和气候。他曾写道：“科罗拉多大峡谷……可能并不比埃及的金字塔古老多少。”按照普赖斯的观点，化石只不过是被大洪水所埋葬的洪水前的动植物遗骸。
果真如此，那么在化石地层露出地面的岩层中，人们一定会看到化石的层次有的与进化的次序相符，有的则与进化的次序相反，两种情形不相上下（虽然普赖斯也估计到这样的事实，即海里的生物往往先被埋葬，其次是陆上生物，最后是鸟类）。普赖斯宣称，事实正是如此，他的普作用了很大篇幅刊登这种“颠倒”地区的图片并加以说明。普赖斯断言，为了对这些使人为难的地层作出解释，传统的地质学家虚构了想象中的断层和折皱。下面所引有关这一问题的话，可以说明普赖斯的说理方式：
……
近年来造成的人造地质断面，几乎没有一个不包括一个或几个这样的“冲断断层”或叫中断层”。但在这个问题上必须记住的真正之点是，仅仅由于发现化石埋藏的次序有颠倒，才认为需要这样的方法——这种方法就象前面所说为解释证据而采取的权宜办法一样，可与托勒密著名的“本轮”说相提并论，总有一天会这样的。
对一个不熟悉地质学的读者来说，这种说法似乎很有道理。例如，他怎么会知道，地质学家们确定是否发生过断层或折皱已有几十种公认的准则呢？当然，在很多情况下，整个折皱或断层能清楚地看得出来。如果看不出来，有经验的地质学家还会寻找其他的标志。例如，一个颠倒过来的折皱实际上使地层上下倒置。这自然会把诸如风波痕、土地裂痕、雨迹和足迹等化石遗迹颠倒过来。三叶虫会仰面倒卧。埋葬在原泥土岩层中的大块东西的重心会在高处而不在低处，等等。如果是断层，那么总会有一条很清楚的断层界线，并且断层运动的地方，岩石的表面常常是光滑的，另外还有其他力学方面的迹象，能证明所发生的变化。
普赖斯描述他看到的地层颠倒的地区时说，没有断层或折皱的遗迹，只有化石次序颠倒的现象，但事实并非如此。人们只须到原来考察过的地区去，就会发现大量断层和折皱的技术证据，这些证据与化石毫无关系。例如，普赖斯喜欢举落基山脉阿尔贝塔——蒙大拿地区的主山峰的例子，那里的古老地层在新地层之上。虽然在《新地质学》一书中复制了该山峰的7幅照片（有一幅还印在封面上），普赖斯忘记告诉读者，在山的底部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条逆掩断层的断层线，还有光滑的岩石表面证明有过断层活动。怀俄明州的哈特山是普赖斯喜欢举的另一个地层颠倒的例子。然而，他没有提到，在这里断层线清晰可见，长达25英里左右。
普赖斯也没有指出，与化石总是按正确的进化顺序排列的千千万万个露出地面的岩层相比较，地层颠倒的地区为数极少。事实上，发生地层颠倒的地点，也正是如人们所预料的曾明显地发生过折皱和断层的地方。实际上，主要地层的年代早在进化论流行之前便相当准确地推定了，而且，近年来用放射方法测定的年代，令人信服地证明，旧过去的方法确定的年代是准确无误的。
关于早期人类遗体化石的问题，普赖斯的观点是附和“安息日耶稣再生派”信徒、据说是很灵验的女预言家E.G.怀特大人的话。她在《天赋的才能》（1864年）一书中写道；
如果说有一种罪恶比需要用洪水毁灭人类的那种罪恶更大的话，那就是把人和兽混合起来的卑鄙罪恶，因为它损害了上帝的形象，到处引起混乱。……
上帝创造的所有物种都在方舟中保留了下来，上帝没有创造的那些由于人兽混合结果而产主的混乱的物种都已被洪水毁灭。自洪水以来，出现了人兽混合的现象，这可以从动物种属几乎没有休止的变化，以及从人的某些种族身上看到。
普赖斯有一次写道：“我相信，怀特女修士的话是按上帝的意旨恩赐给我们的教导。……我深信，如果我们不接受这些教导，我们自己也一定会在这个“物种”问题上陷入混乱和困惑的境地。……”
希特勒断言非雅利安种族是由早期的雅利安人和人猿交配而产生的那段话，在《我的奋斗》一书第二版中被删去了，无独有偶，怀特女修士上面这段关于人兽混合的话，在她的书的后来的版本中也删掉了。尽管如此，普赖斯对她的说法仍然是笃信不渝。他认为，在洪水之前生存的人类已经完全被洪水所毁灭，因此，不会发现他们的遗体化石。他写道：“……因为我们听说，上帝希望把那个不信神的邪恶种族毁灭掉，他可能是把这件事做得很彻底，把他们埋在很深的地方，以致我们仍未发现他们的遗体。”他认为，已发现的人类骨骼化石，是在洪水以后生活的人类的遗迹。
早期的耶稣再生派信徒常常把某些原始部族，如非洲的游牧部落、霍屯督人和美洲挖植物根作为食物的印第安人等，有时则把全部黑人看成是退化的混血种的典型。普赖斯还不至于达到这种程度。他认为黑人和蒙古人种是上帝在巴别的通天塔创造的纯种人混合而产生的退化种族的类型。然而，现代类人猿则可能是混血人种。下面是普赖斯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
在古生物学中找不到明显和确实的证据，能够证明现存的类人猿在世界大灾变，即大洪水之前就已存在。今天的这些类人猿可能和人类中的黑人和蒙古人等类型一样，是现代条件下的产物。假如一定要我在类人猿是退化或混血种的人类和人类是进化了的类人猿这两种说法之间作出选择的话，我相信，我不用花很多时间便能作出决定。我认为，稍有学问的科学家，都不需花很多时间就可作出选择。
文艺复兴以后的一些博物学家，从苏格兰的人类学家蒙伯多勋爵到美国的动物普及知识书籍作家伊万·桑德森等都认为，高级的类人猿根本不是动物，而是原始的或退化的人类。蒙伯多认为猩猩是人类的一种。这种想法产生了皮科克的小说中《梅林科特》中奥兰·豪特顿爵士这样一个人物。桑德森对大猩猩也抱有类似的看法。他在他所著《动物宝库》（1937年）一书中写道：“看着这些动物的生活，听着它们的喊叫声和谈话声……，我只能把它们看作是一种退化了的人类。”（桑德森对动物学的最新贡献是发表在1951年6月号《真理》杂志上的一篇关于在佛罗里达州西部一个海滩上发现恐龙足迹的文章。）
普赖斯当然是一位虔诚的安息日耶稣再生派的信徒。他象维利科夫斯基一样，具有强烈的宗教动机，要把《旧约全书》的记载确立为真理。但是，仅仅这样一个目的能驱使一位象他这样有学问的人，在差不多半个世纪中扮演一个古怪而孤独的角色吗？当他写“不得不几乎是单枪匹马地改革地质科学”时，也偶然暴露出别的动机。但总的来看，他的书摆脱了伪科学著作明显表现出的那种强烈的自我吹嘘的特点，这是难能可贵的。普赖斯的文笔朴实、简炼、明确。这里举一个例子，他在描写他很难找到机会发表他的观点时，竟出人意料地没有表现出那种愤懑情绪：
25年前，当我第一次在地质学方面有了一些革命性的发现时，我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把这些新观点介绍给公众。只是在我发现正常的出版渠道部走不通之后，才决定利用仍然敞开的其他大门。我也许是犯了一个错误。我也许本来应当尊重科学界那些迂腐的老规矩，应该卑躬屈膝地站在不止一次给我以闭门羹的编辑部的大门外面。但我并没有那样做，并完全了解这将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而且，我还没有理由认为自己的确犯了错误。总有一天人们会认识到，“有声望”的科学家所把持的统治集团，永远也不能垄断自然界的事实。
普赖斯在出版了《新地质学》一书后，曾期待着进化论会枯萎凋谢，被一阵风吹走。他在1924年写道：“生物进化已经死亡。……本书只不过是一篇悼词。请安息吧！”一年之后，他在伦敦与约瑟夫·麦凯布辩论时，曾预言英国公众对进化论的看法在两年之内将会改变，就象他认为在美国已经发生的那样。当然，在美国根本没有发生过这种变化。事实上没有一位地质学家认为普赖斯的书值得一驳。这曾在普赖斯的心中引起怀疑吗？当然没有。“我以前在这个问题上写的长篇论文还没有人回答，”他写道，“也没有人能够回答。但是它被人忽视了，也许将继续被人忽视。因为即使在科学界，也几乎不会有人肯耐心地仔细倾听一种以人们所不熟悉的事实为根据的全新论点。”
虽然安息日耶稣再生派的信徒们认为天主教会是撒旦搞的，但很多天主教著作家在写进化问题的文章时还是认真看待普赖斯的地质学的。最具有学术价值的例子是1925年出版的《控诉进化论》。作者乔治·奥图尔全盘接受普赖斯对地质年代学的幼稚批评。他关于“化石起源”的一章，只不过是把普赖斯的观点作了一个冗长的概述而已。同样，阿诺德·伦恩在《逃避说理》一书1932年修订本中，把普赖斯说成是“美国某大学的地质学教授”，并赞扬他对“任意重新安排地层的作法给予了应得的嘲笑。”在三十年代初，普赖斯写了几篇文章登在《天主教世界》杂志上，在一篇关于“怪人和预言家”的文章中，他把自己和那些曾被同时代人看成怪人的伟大科学家们相提并论，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
从开始到现在，天主教会对进化论的反应远没有正统的新教团体那么激烈。在达尔文的著作问世后的几十年里，教会除明确表示天主教徒不能接受人类的灵魂是逐渐进化的这一点之外，并没有对这个学说采取任何行动。当时，大主教徒的一般反应当然是表示反对，但与新教徒的狂热文章相比，很少有天主教徒就此发表著作。这可能是由于天主教会在伽利略的问题上吸取了惨痛的教训。
然而，在下级的教会中，那些不是僧侣的天主教徒却写了不少反对达尔文和他的学说的书。在美国，这类著作的典型是1922年出版的艾尔弗雷德·麦卡恩所著《上帝或大猩猩》一书。作者大谈“三迭纪时的鞋底化石”，认为这是三送纪时人类穿鞋走路的证据！在照片上可以看出，那显然只是一个普通类型的岩石结核。由于正统的地质学家们没有把他的发现当成一回事，麦卡恩非常气愤。
奥图尔的《控诉进化论》比起麦卡恩的书来，学术性要高得多，但除了冗长乏味的特色外，毫无新鲜或重要的东西。在英国，阿诺德·伦恩的《逃避说理》也一样平淡无奇。伦恩虽然也承认每个“物种”在漫长的时期中发生了微小的变化，但没有一个是由一个共同的家族体系联系在一起的。每一物种的起源都是一种专门的创造。
英国天主教徒对进化论的攻击，最可笑的要数1926年出版的希莱尔·贝洛克的《威尔斯先生〈世界史纲〉一书指南》。贝洛克对科学一无所知的程度，堪与他的狂妄自信相比。他的论据大部分陈旧不堪，毫不足信，甚至连普赖斯都没有勇气搬出这些古董来。这本书激怒了威尔斯，他在当年晚些时候以《贝洛克先生的异议》为题发表了他的反驳文章。该文辛辣尖刻，可谓论辩文中的一个小小杰作。在历史上的笔墨官司中，恐怕没有象这一次那样大获全胜的了。贝洛克又写了一本反驳的小册子《贝洛克先生仍持异议》，比前一本书加倍地狂妄自信，但这只不过是气急败坏的大喊大叫而已，连自己受了致命伤也不知道。
贝洛克的好友，著名的吉尔伯特·切斯特顿在他的著作中很少触及进化论的问题。如果碰上这个问题，他就乱说一通。例如，他在《不朽的人》一文中，和许多反对进化论的人一样，浪费了大量篇幅，让人们相信：人和动物的思维有很大的区别。这纯属废话。因为没有一个进化论者否认这种区别。在进化的谱系中，人和报于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支系发展的结果，其过渡形式属于遥远的过去。达尔文的伟大信徒赫胥黎写道，“……我比任何人更深信，文明人和野兽之间的鸿沟是极深的。”然而，切斯特顿竟然写道：“较高级的动物并没有画出越来越好的画像；最进化的狗并不比它在过野生生活时画得好些；野马并不是印象派画家，比赛用的马也并非后印象派画家……田野里的牛聆听云雀唱歌的机会比谁都多，但似乎并不能因此而引起激情和受到陶冶。”
当然，切斯特顿的论点是人和动物之间存在着如此巨大的差别：人可以说话，创作艺术品，发笑，穿衣，感到内疚，组织政府，崇拜上帝，等等。因此，不可能设想他们之间有什么过渡阶段。对此，简单的回答是：成人和新生婴儿之间也存在同样巨大的差别。如果回答说，婴儿长大成人和这是两码事，那么，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果说婴儿和成人可以是一个连续统发展的结果，婴儿要获得“人类”的特性并不需要跨越一条明显的界线；那么，至少在理论上没有任何理由说，人和动物的祖先（比新生婴儿更有“人性”）就不可能属于一个类似的连续统。
在同一著作中，切斯特顿以法国南部发现的史前人所画的美丽洞穴画这一事实来嘲笑别人。他设想，由于这些艺术家是史前人，因此他们一定是象猩猩一样，而他们高超的绘画艺术，在他看来是对人类学家们开了一个大玩笑。不幸的是，切斯特顿没有设法去了解一下，这些洞穴画是克鲁麦格农人的作品，他们已是相当发达的人种，脑子的容量比现代人稍大。在该书的附录中，他对这一疏忽表示了歉意，但并没有自圆其说。
日前，天主教徒的观点正迅速转向全面承认进化论，但有一点坚决待保留态度，即认为在地质时代的某一阶段，人类的灵魂是从外面注入已经进化到可以接受灵魂的人体中的。事实上，早在1871年，就有一位天主教徒生物学家圣乔治·米瓦特在他的《物种的创始》一书中为这种观点进行过辩护。后来，由于其他原因，米瓦特被革除教门，但现在他的著作被认为是很有预见的。1950年，罗马教皇颁布的一项通谕中，提醒天主教徒不要“以为关于人类躯体起源于早已存在的活物质的说法已经完全成为定论，”但他允许愿意相信这种观点的教徒保持自己的信仰。官方的态度是：动植物的进化可能是确实的，但人类躯体的进化问题还有待确定。天主教徒科学家可以为提出一个可能的假设而从事研究，但在假设认证之前，不得在天主教学校中讲授。
值得提出的是，享有“巨著”汇编者之名的美国主要的新托马斯主义者之一，芝加哥大学的莫蒂默·艾德勒博士，曾经有一个时期单枪匹马地对进化论大张挞伐。在1937年出版的《人类是怎样演变的》一书中，艾德勒把进化论说成是“通俗的神话”，坚持说这不是已经确认的事实，“而充其量只不过是一种可能的历史，一种证据不足而且自相矛盾的历史……这些事实只能确定一种历史的可能性：过去曾存在过的动物种类已经不再存在了，现在存在着的动物种类过去并不存在。这些并不能使这个精心编造的故事确立起来，这个故事就是进化论的神话。……”
艾德勒继续写道：“我说‘神话’，是指精心杜撰出来的历史，它大大超越了科学证据。……这个神话就是向小学生们所讲授的那个进化论的故事，几乎象一部电影那样视而可见。这个故事是赫伯特·斯宾塞、厄恩斯特·海克尔和亨利·柏格森这些进化论‘哲学家们’编造出来的，是科学普及工作者们所发明的。”
艾德勒博士明确表示，他并不否认生命形式是经过久远年代循序渐进发展而来的，他只是反对这样的观点，即他们属于一个连续统一体，在这个连续统中，一些物种通过觉察不到的变化融入另一些物种之中。他争辩说，证据表明，“物种”不是在程度上，而是在种类上有区别，有一种根本的“不连续性”把它们分割开来。
艾德勒在1940年出版的《托马斯主义问题》一书中更仔细地研究了有多少“物种”存在的问题。换句话说，需要有多少次上帝的造物活动才能解释进化的突变？他反对杰出的天主教哲学家雅克·马利丹的观点：认为这个数目非常之大，而且是不可知的。艾德勒认为只需数目很少的物种，可能只要4个（物质、植物、动物和人类），不过，肯定是在3个和10个之间。他认为自己的这个观点“差不多已完全被证实”。在一个物种内部，曾经发生过变化，但每一物种本身是固定的类型，实质是永远不变的，它们的存在只是由于上帝的创造。艾德勒猜想，每一物种在创造出来时有若干不同的类型，它们之间彼此互不相干，例如，有花和无花的植物是分别创造出来的。他承认，这一理论的科学根据是“不明确的”，但在神学上有一个论据，即以《所罗门智慧篇》（这是《旧约全书》中被新教徒们视为不可信的一篇）中的一节（11章12节）为基础的那种“伟大的启发力量”。
在1941年4月号《托马斯主义者》杂志上，艾德勒发表了一篇题为《物种问题解》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争辩说，马利丹的看法完全可以驳倒，他本人的观点在修正一个错误后有把握可以确立。他说，他的那个错误是出于“过分的热情”。“我几乎可以说，迷住我眼睛的是新光芒的灿烂光辉。”
艾德勒对进化论的最近一次攻击，是1951年在芝加哥大学对天主教学生俱乐部所作的演讲。他宣称，人和类人猿的区别就象“正方形和三角形一样，没有中间的形式，没有三边半形。”艾德勒的论点大部分直接来自“圣经地带”的福音理论库中。他说：“有时，一个孩子和猪的区别并不太明显。但小孩可以长大成人，而猪就办不到。”艾德勒又说，只要有一位科学家能生产出一只会讲“简单陈述句”的类人猿来，他便承认人类和猴子有紧密的联系。
（顺便提到一件趣事。美国有一位业余动物学家理查德·加纳，把一生大部分时间贡献给记录和分析猿类的语言，最后宣称他学会了用猴子的语言用它们交谈。参见他的著作《猴子的语言》（1892年）；《大猩猩和黑猩猩》（1896年）对类人猿和猴子》（1900年）。但其他权威学者对他的著作评价不高。）
艾德勒在结束演说时说，所有这些事实只有两种解释：人类或者是由野兽经过进化突变而“产生”的；或者是由上帝所直接创造的。人们认为，艾德勒在这里并非指创造躯体和灵魂，而是指那种越来越普遍的天主教观点，即认为灵魂是注入躯体中的，而这个躯体的父母是野兽。
这种观点当然引起了不少人的质问。天主教毫无疑问将会对这些问题进行相应的探讨。例如，把保存完好、后来证实是尼安德特人（一种前额如类人猿一样低、头部前倾、没有下巴和大姆指不对应的人种）的10多具骸骨究竟属于哪一种呢？这些生物已能生火，并且用雕饰的石头埋葬死者。威尔斯在答复贝洛克时提出了下列的问题：
当我听说贝洛克先生将要解释和答复《世界史纲》一书时，我的思想便马上转到这些生物上来了。贝洛克先生会对它说些什么呢？他会认为它是人类堕落之前的生物呢，还是人类堕落之后的生物？他会从他的保险柜中取出惊人的新科学来修正它的身体结构吗？他会把它作为兄弟对待，并说这种生物是以最崇高的一神教为根据呢，还是把它当作一个为了把邪恶的人引入歧途而制造的魔鬼呢？
他什么也没有说！每当它走近他时，他便走开了。但我相信这种生物并没有离开他。如果不是白天便是在晚上，它一定会问他：“贝洛克先生，我有一个需要拯救的灵魂吗，贝洛克先生？那个海德堡人的颚骨是不是属于我们同类的？贝洛克先生，您已经忘了我了。在五分之四的旧石器时代中我是‘人’，当时再没有别的人。我蹒跚而行，不能直立走路，也不能象您那样仰望天空，但是，贝洛克先生！您有勇气把我说成是‘狗’吗？”没有回答。
正统派遇到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最早的灵魂只注入一对男女中呢，还是同时创造了许许多多的人？如果是后者，那么该隐就可以同别人结婚，而不必一定要娶他的姊妹。在教皇1950年发表的通谕中，以这种看法与原罪的教义有抵触为理由而巧妙地加以谴责。还有，灵魂的注入发生在生命的什么时代？如果说最早的男女在接受灵魂之前已是成人，那他们一定是早期过着动物的生活，后期则过人的生活。而另一方面，如果说灵魂是在怀孕时（或在出生时）注入的，那就意味着最早的男女是由没有灵魂的母亲抚育大的。这些看法都是合乎逻辑的，只不过在人们乍一想到时会感到古怪而已。
到目前为止，对这些纠缠不清的问题作了最全面探讨的是1932年出版的欧内斯特·梅辛杰神父的《进化论和神学》一书。他勇敢地为亚当的躯体的进化辩护，但坚持认为夏娃的出生是奇迹般的事件。亚当半边身子的一部分（不一定是一条肋骨）一定包含着“实际上完整的物种”，由此而创造的夏娃，与生物学家们称之为“无性生殖”的情况相似。梅辛杰神父最后说：“从亚当产生夏娃的问题，在《圣经》和口头传下来的教义中是那么明确，只要认真思考，至少不会成为问题。而且，除了对这件事理解上有些困难之外，没有理由去怀疑它。”
教会的神学家们和艾德勒博士也许应当更仔细地考虑一下乔治·普赖斯的革命性的地质学。他对岩石的解释是非常简单易懂的。只要地层是按年代顺序排列的这一理论被接受，就不会产生任何使人困惑的问题。普赖斯最近写道：“人们可能相信一个美丽而完善的世界是可以直接创造出来的，……但这种经历漫长年代的无尽痛苦的作法……看来并不是……创造世界的明智方法。这可能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促它更象是一场巨大的恶梦，而不是一个创造过程。”
但最好还是请他们再深思一下圣奥古斯丁这几句明智的话吧：“常有这样的情形，人们对天和地，或世界其它部分产生了疑问……。而对于这些问题，非教徒拥有知识……，而一个基督教徒根据圣经谈论这类事时，被不信教的人听了说些闲话，说他讲得驴将不对马嘴，因而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这实在是十分难堪而且糟糕的局面，千万要小心避免才是。”
从地层中挖出一份纪事。
我们从纪事中得知，
向摩西启示日期的那位作者，
竟把年代搞错！
——威廉·考珀
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化石尚不了解，最普遍的解释是：化石是被诺亚时代的洪水毁灭的动植物的遗体。但很多杰出的学者认为，它们是在地壳底下经过自然的和神秘的过程形成的。少数人则争辩说，这是魔鬼所为，是为了把虔诚的教徒引入迷途。有人则认为，这是上帝创造的，意在迷惑科学家们或考验信徒们，要不就是上帝创造生物形态的原始试验模型。
近代为化石神创说辩护的人士之一，是维尔茨堡大学的约翰·贝林格教授。他在1726年出版了一本代价高昂的专者，描述他听发现的一些奇怪的化石。在不少化石上有太阳、月亮的图形和希伯来文。实际上，这些化石全是他的学生们用泥精心培制后埋在地下的，而这位可怜的教授竟上了当。直到有一天，他在一块化石上发现了自己的名字之后，才算明白过来！他尽其余生想买回他的著作，但这部书已成为一种收藏品，所以就更难收回了。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在这位教授死后，他的一个后代竟再版了这本著作，从中赚了相当可观的钱。这是一个可悲的故事，今天人们还记得这位科学家轻信受骗这件事。
在十八和十九世纪，博物学家们渐渐注意到，地下深处和古老岩层上的化石都比较简单，而后期地层中的化石则比较复杂。生命是几百万年前从某些简单的形式开始，然后经过漫长的地质时代缓慢进化到地球现在的动植物群的吗？后来，达尔文在1859年发表了他的《物种起源》一书。这并不是进化论的第一本书，但它所提出的一系列意义深刻为事实，使人不可能再把这一理论在成是怪诞的推测而置之不理了。
这本书对基督教世界打击之大，简直无法估量。当然，它是扩大新教原教旨主义者和所谓的现代主义信徒之间分裂的主要因素。现代主义信徒自然接受新的理论，他们说，这只不过是上帝造物的方式。如果不把《创世纪》的故事看得太死，如果把“日”解释为地质时代，甚至可以把它看作是一部概略叙述进化历史的书。
原教旨主义者坚决反对进化论。他们多数人信仰路德支持的洪水说；其他人包括英国首相格莱斯顿在内，则支持法国博物学家居维埃男爵的意见，认为在地质时代中，每隔不同时期就出现一系列的造物过程，每一次造物过程都是在洪水埋葬了原先的生命之后才出现。还有一种理论认为，化石是“亚当前”早期创造物的遗体，这些创造物曾在《创世纪》第1章第1节和第2节之间那个时期繁荣孳长。这种理论在流行的《斯科菲尔德串珠圣经》的注释中流传至今。
十九世纪出版了几千种书，多数是在英国，目的是调和地质学与《创世纪》的关系。在这些乏味而伤感的书籍中，有一本与众不同，写得精彩，内容离奇，颇值得一提。这本书是由英国著名诗人和批评家埃德蒙·戈斯的父亲、动物学家菲利普·戈斯写的，书名是《肚脐》。它的出色之处就在于：虽然没有一人会相信它的内容，但它提出的理论逻辑严密与地质事实吻合，以致任何科学论证都无法驳倒它。
戈斯承认，地质学已毫无疑问地确证，在亚当之前，地球上有一段很长的地质史，当时动植物非常繁茂。他同时也深信，地球是在大约公元前4000年在6天中创造出来的，正好与《创世纪》所描写的一致。他是如何把这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凋和在一起的呢？非常简单，就象亚当被创造出来时应有一个肚脐，而这个出生的痕迹并未出现一样，整个地球在被创造出来的时候，也带有过去时代一切遗体的化石，而这个过去只存在于上帝的心中。
虽然可以想象，亚当没有肚脐，但很难想象他没有骨头、头发、牙齿和指甲。然而，所有这些特征本身就提供了原来生长的证据。事实上，人体任何一个器官或组织无不具有原先发育的历史。这也适用于每一种动植物。如戈斯所指出的，大象的长牙表示过去的发展阶段，鹦鹉螺不断在壳上增加腔室，海龟在背甲上增加层次，树身上有由于季节变化而产生的年轮。他写道：“生物学家用以证明……那头母牛曾经是一个胎儿……的每一个论据，可以同样有力地证明，新生的母牛在出生之前曾是一个胚胎。”这一切都经作者旁征博引，以数百页的篇幅加以详细论证，井附有数十幅木刻插图。
简而言之，如果说地球就象《圣经》所描述的那样，是由上帝创造的，那么他肯定是把它创造成一个“发达的企业”。一旦这种概念被认为是必然的，）月它来解释地球的地质史就有点困难了。河流对土地缓慢侵蚀的迹象，弯曲倾斜的地层，海中生物遗体形成的石灰石山，死火山的熔岩，冰川在岩石上留下的擦痕，史前动物的脚印，埋葬的骨头上的牙印，以及千百万散布在地球上的化石——这一切以及其他许多现象，在在都证明过去的地质变化，而这些地质变化却从未实际发生过。
戈斯写道：“也许有人反对说：如果设想世界在创造出来时，其地壳中就存在着骨骼化石——从未实际存在过的动物的骨骼，那无异是指控创世主制造出一些有意欺骗我们的物体。答案很明显。难道上帝创造的树上带有年轮，仅仅是为了骗人吗？难道上帝创造的贝壳上的生长纹也是为了骗人吗？难道上帝创造的人类身上有肚脐，目的是为了欺骗他们，让他们相信自己有父母吗？”
亚当是否有肚脐这个问题并没有被人遗忘。几年前，北卡罗来纳州国会议员卡尔·德拉姆和他所在的众议院军事小组委员会在“第85号公共事务文件”（鲁恩·本尼迪克特和吉恩·韦尔特菲什合著的《人类的种族》）中，对一幅亚当和夏娃的漫画提出了异议。漫画上的人都有肚脐。当人们指出，米开朗琪罗画的西斯廷教堂大壁画上的亚当也有肚脐时，小组委员会的过虑才算消除。
戈斯对这一问题考虑得十分周到，甚至论述到粪便化石的发现。他写道：迄今为止，这个“一直被认为是非同一般的有力证据，证明创世之前已有生物存在”。然而，他指出，这个问题并不比说明下面的事实更困难：上帝新创造的亚当，肠子里有在也有废物存在。他的动脉里也一定有血液流动，而有血液就必须先有乳糜和食糜；反过来，有乳糜和食糜必须先有肠内难消化的残余物。“这乍一看来似乎有点荒谬可笑”，他承认说，“……但事实终归是事实。”
戈斯的论点实际上是无懈可击的。他不需要放弃任何地质学方面的真理，而且又与《创世纪》完全相符。正如戈斯所指出的，我们甚至可以假设，上帝就在几分钟前创造了世界，包括所有的城市和史料，以及人们心中的记忆，简直没有任何合乎逻辑的方法能够驳倒这样一种可能的理论。
然而，《肚脐》一书并未被多数人所接受。小戈斯在他的《父与子》一书中写道：“从来还没有任何一本书能比得上这本奇怪、固执而异想天开的著作那样，指望获得很大的成功而不计报酬。……他以热情的姿态把它奉献无神论者，同样也奉献给基督教徒们。……但想不到无神论者和基督教徒们都同样对它一笑置之。……甚至连我父亲指望会立刻对这本书表示赞赏的查尔斯·金斯利也写道，他不能……‘相信上帝会在岩石上写下一个巨大而不必要的谎言’。”
与戈斯对地质学和《圣经》所作的卓越的调和相比，后人在这方面的努力显得相形见细，但这个题目继续有人在写，直到今天仍然如此。从本世纪初以来，仅在美国出版的新教徒攻占进化论的著作就有几千种。这些著作大部分不堪一读，但偶而也有带点严肃和学术味的书问世。例如，辛辛那提大学物理学教授，著名评论家保罗·莫尔的兄弟路易斯·莫尔博士1925年在普林斯顿作了一系列演讲，以《进化论的教条》为门名出版。这是一本令人十分愤怒的书。莫尔博士使用了一切陈腐过时的论点来攻击进化论，但就是不让读者准确知道他本人对化石的解释。人们的印象是，他认为不同“物种”的形成是一系列孤立的创造活动的结果。对进化论的类似的攻击，还有“文学人道主义”运动成员、芝加哥大学希腊语系主任保罗·肖里博士在1928年10月号《大西洋月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文章的题目是《进化论，保守派的辩解》，其中虽然充满了引自文学界和哲学界大人物的语句，但这部暴露出作者缺乏科学知识。
在二十世纪反对进化论的新教徒中间，有一个人，而且仅仅是这一个人，堪称鹤立鸡群。他就是在著名的田纳西州斯科普斯审判案中，布赖恩作为主要权威而提到的那位“地质学家”。在近30年来几乎所有原教旨主义者在攻击进化论时，主要武器都取自他的著作。事实上，他是最近的和最大的反进化论者。
这位杰出的人物就是乔治·普赖斯，1870年生于加拿大。他曾几次在安息日耶稣再生派的各学校中获得学位并在一些地方任教，后在内布拉斯加州安息日耶稣再生派的一所规模不大的学院中任地质学教授。他于1938年从该教派的另一所大学华盛顿州的沃拉沃拉学院退休后，一直住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洛马林达。
虽然普赖斯出版了大约20本书，但他的论点主要集中在1923年出版的726页的大学课本《新地质学》中。这是一本经典型的伪科学著作。立论精到，大量引用地质学术语，所以当今数以千计的新教原教旨主义者都把他的著作奉为这一问题的定论。甚至持怀疑态度的读者也发现，如果没有相当的地质学知识，也很难反驳普赖斯。
普赖斯观点的核心可以用几句话说明。他指出，进化论的神圣不可侵犯之处在于这样一种观念，即随着从古代到较晚时代的地层变化，化石也从简单的形式逐渐变为复杂的形式。但不幸的是，除用埋在地层里的化石以外，又别无其他适当的方法来确定地层的年代。这就造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恰象一只狗追咬自己的尾巴那样。进化论的作用，在于按进化的顺序对化石分类，而又用化石来确定地层的年代。所以，化石从“老”到“新”的变化，被认为是进化发展的“证据”。
普赖斯的观点则是，整个世界创造于基督诞生之前几千年，就象《创世纪》所描述的那样，正好用了6天时间。不同的地层并不表示不同的地质年代。它们都是由大洪水时期同时淤积下来的，而大洪水则是由于天体干扰引起的大浪潮而造成的，大浪潮冲击整个地球，使当时的山脉崩塌，破坏了伊甸园的温和气候。他曾写道：“科罗拉多大峡谷……可能并不比埃及的金字塔古老多少。”按照普赖斯的观点，化石只不过是被大洪水所埋葬的洪水前的动植物遗骸。
果真如此，那么在化石地层露出地面的岩层中，人们一定会看到化石的层次有的与进化的次序相符，有的则与进化的次序相反，两种情形不相上下（虽然普赖斯也估计到这样的事实，即海里的生物往往先被埋葬，其次是陆上生物，最后是鸟类）。普赖斯宣称，事实正是如此，他的普作用了很大篇幅刊登这种“颠倒”地区的图片并加以说明。普赖斯断言，为了对这些使人为难的地层作出解释，传统的地质学家虚构了想象中的断层和折皱。下面所引有关这一问题的话，可以说明普赖斯的说理方式：
……
近年来造成的人造地质断面，几乎没有一个不包括一个或几个这样的“冲断断层”或叫中断层”。但在这个问题上必须记住的真正之点是，仅仅由于发现化石埋藏的次序有颠倒，才认为需要这样的方法——这种方法就象前面所说为解释证据而采取的权宜办法一样，可与托勒密著名的“本轮”说相提并论，总有一天会这样的。
对一个不熟悉地质学的读者来说，这种说法似乎很有道理。例如，他怎么会知道，地质学家们确定是否发生过断层或折皱已有几十种公认的准则呢？当然，在很多情况下，整个折皱或断层能清楚地看得出来。如果看不出来，有经验的地质学家还会寻找其他的标志。例如，一个颠倒过来的折皱实际上使地层上下倒置。这自然会把诸如风波痕、土地裂痕、雨迹和足迹等化石遗迹颠倒过来。三叶虫会仰面倒卧。埋葬在原泥土岩层中的大块东西的重心会在高处而不在低处，等等。如果是断层，那么总会有一条很清楚的断层界线，并且断层运动的地方，岩石的表面常常是光滑的，另外还有其他力学方面的迹象，能证明所发生的变化。
普赖斯描述他看到的地层颠倒的地区时说，没有断层或折皱的遗迹，只有化石次序颠倒的现象，但事实并非如此。人们只须到原来考察过的地区去，就会发现大量断层和折皱的技术证据，这些证据与化石毫无关系。例如，普赖斯喜欢举落基山脉阿尔贝塔——蒙大拿地区的主山峰的例子，那里的古老地层在新地层之上。虽然在《新地质学》一书中复制了该山峰的7幅照片（有一幅还印在封面上），普赖斯忘记告诉读者，在山的底部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条逆掩断层的断层线，还有光滑的岩石表面证明有过断层活动。怀俄明州的哈特山是普赖斯喜欢举的另一个地层颠倒的例子。然而，他没有提到，在这里断层线清晰可见，长达25英里左右。
普赖斯也没有指出，与化石总是按正确的进化顺序排列的千千万万个露出地面的岩层相比较，地层颠倒的地区为数极少。事实上，发生地层颠倒的地点，也正是如人们所预料的曾明显地发生过折皱和断层的地方。实际上，主要地层的年代早在进化论流行之前便相当准确地推定了，而且，近年来用放射方法测定的年代，令人信服地证明，旧过去的方法确定的年代是准确无误的。
关于早期人类遗体化石的问题，普赖斯的观点是附和“安息日耶稣再生派”信徒、据说是很灵验的女预言家E.G.怀特大人的话。她在《天赋的才能》（1864年）一书中写道；
如果说有一种罪恶比需要用洪水毁灭人类的那种罪恶更大的话，那就是把人和兽混合起来的卑鄙罪恶，因为它损害了上帝的形象，到处引起混乱。……
上帝创造的所有物种都在方舟中保留了下来，上帝没有创造的那些由于人兽混合结果而产主的混乱的物种都已被洪水毁灭。自洪水以来，出现了人兽混合的现象，这可以从动物种属几乎没有休止的变化，以及从人的某些种族身上看到。
普赖斯有一次写道：“我相信，怀特女修士的话是按上帝的意旨恩赐给我们的教导。……我深信，如果我们不接受这些教导，我们自己也一定会在这个“物种”问题上陷入混乱和困惑的境地。……”
希特勒断言非雅利安种族是由早期的雅利安人和人猿交配而产生的那段话，在《我的奋斗》一书第二版中被删去了，无独有偶，怀特女修士上面这段关于人兽混合的话，在她的书的后来的版本中也删掉了。尽管如此，普赖斯对她的说法仍然是笃信不渝。他认为，在洪水之前生存的人类已经完全被洪水所毁灭，因此，不会发现他们的遗体化石。他写道：“……因为我们听说，上帝希望把那个不信神的邪恶种族毁灭掉，他可能是把这件事做得很彻底，把他们埋在很深的地方，以致我们仍未发现他们的遗体。”他认为，已发现的人类骨骼化石，是在洪水以后生活的人类的遗迹。
早期的耶稣再生派信徒常常把某些原始部族，如非洲的游牧部落、霍屯督人和美洲挖植物根作为食物的印第安人等，有时则把全部黑人看成是退化的混血种的典型。普赖斯还不至于达到这种程度。他认为黑人和蒙古人种是上帝在巴别的通天塔创造的纯种人混合而产生的退化种族的类型。然而，现代类人猿则可能是混血人种。下面是普赖斯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
在古生物学中找不到明显和确实的证据，能够证明现存的类人猿在世界大灾变，即大洪水之前就已存在。今天的这些类人猿可能和人类中的黑人和蒙古人等类型一样，是现代条件下的产物。假如一定要我在类人猿是退化或混血种的人类和人类是进化了的类人猿这两种说法之间作出选择的话，我相信，我不用花很多时间便能作出决定。我认为，稍有学问的科学家，都不需花很多时间就可作出选择。
文艺复兴以后的一些博物学家，从苏格兰的人类学家蒙伯多勋爵到美国的动物普及知识书籍作家伊万·桑德森等都认为，高级的类人猿根本不是动物，而是原始的或退化的人类。蒙伯多认为猩猩是人类的一种。这种想法产生了皮科克的小说中《梅林科特》中奥兰·豪特顿爵士这样一个人物。桑德森对大猩猩也抱有类似的看法。他在他所著《动物宝库》（1937年）一书中写道：“看着这些动物的生活，听着它们的喊叫声和谈话声……，我只能把它们看作是一种退化了的人类。”（桑德森对动物学的最新贡献是发表在1951年6月号《真理》杂志上的一篇关于在佛罗里达州西部一个海滩上发现恐龙足迹的文章。）
普赖斯当然是一位虔诚的安息日耶稣再生派的信徒。他象维利科夫斯基一样，具有强烈的宗教动机，要把《旧约全书》的记载确立为真理。但是，仅仅这样一个目的能驱使一位象他这样有学问的人，在差不多半个世纪中扮演一个古怪而孤独的角色吗？当他写“不得不几乎是单枪匹马地改革地质科学”时，也偶然暴露出别的动机。但总的来看，他的书摆脱了伪科学著作明显表现出的那种强烈的自我吹嘘的特点，这是难能可贵的。普赖斯的文笔朴实、简炼、明确。这里举一个例子，他在描写他很难找到机会发表他的观点时，竟出人意料地没有表现出那种愤懑情绪：
25年前，当我第一次在地质学方面有了一些革命性的发现时，我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把这些新观点介绍给公众。只是在我发现正常的出版渠道部走不通之后，才决定利用仍然敞开的其他大门。我也许是犯了一个错误。我也许本来应当尊重科学界那些迂腐的老规矩，应该卑躬屈膝地站在不止一次给我以闭门羹的编辑部的大门外面。但我并没有那样做，并完全了解这将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而且，我还没有理由认为自己的确犯了错误。总有一天人们会认识到，“有声望”的科学家所把持的统治集团，永远也不能垄断自然界的事实。
普赖斯在出版了《新地质学》一书后，曾期待着进化论会枯萎凋谢，被一阵风吹走。他在1924年写道：“生物进化已经死亡。……本书只不过是一篇悼词。请安息吧！”一年之后，他在伦敦与约瑟夫·麦凯布辩论时，曾预言英国公众对进化论的看法在两年之内将会改变，就象他认为在美国已经发生的那样。当然，在美国根本没有发生过这种变化。事实上没有一位地质学家认为普赖斯的书值得一驳。这曾在普赖斯的心中引起怀疑吗？当然没有。“我以前在这个问题上写的长篇论文还没有人回答，”他写道，“也没有人能够回答。但是它被人忽视了，也许将继续被人忽视。因为即使在科学界，也几乎不会有人肯耐心地仔细倾听一种以人们所不熟悉的事实为根据的全新论点。”
虽然安息日耶稣再生派的信徒们认为天主教会是撒旦搞的，但很多天主教著作家在写进化问题的文章时还是认真看待普赖斯的地质学的。最具有学术价值的例子是1925年出版的《控诉进化论》。作者乔治·奥图尔全盘接受普赖斯对地质年代学的幼稚批评。他关于“化石起源”的一章，只不过是把普赖斯的观点作了一个冗长的概述而已。同样，阿诺德·伦恩在《逃避说理》一书1932年修订本中，把普赖斯说成是“美国某大学的地质学教授”，并赞扬他对“任意重新安排地层的作法给予了应得的嘲笑。”在三十年代初，普赖斯写了几篇文章登在《天主教世界》杂志上，在一篇关于“怪人和预言家”的文章中，他把自己和那些曾被同时代人看成怪人的伟大科学家们相提并论，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
从开始到现在，天主教会对进化论的反应远没有正统的新教团体那么激烈。在达尔文的著作问世后的几十年里，教会除明确表示天主教徒不能接受人类的灵魂是逐渐进化的这一点之外，并没有对这个学说采取任何行动。当时，大主教徒的一般反应当然是表示反对，但与新教徒的狂热文章相比，很少有天主教徒就此发表著作。这可能是由于天主教会在伽利略的问题上吸取了惨痛的教训。
然而，在下级的教会中，那些不是僧侣的天主教徒却写了不少反对达尔文和他的学说的书。在美国，这类著作的典型是1922年出版的艾尔弗雷德·麦卡恩所著《上帝或大猩猩》一书。作者大谈“三迭纪时的鞋底化石”，认为这是三送纪时人类穿鞋走路的证据！在照片上可以看出，那显然只是一个普通类型的岩石结核。由于正统的地质学家们没有把他的发现当成一回事，麦卡恩非常气愤。
奥图尔的《控诉进化论》比起麦卡恩的书来，学术性要高得多，但除了冗长乏味的特色外，毫无新鲜或重要的东西。在英国，阿诺德·伦恩的《逃避说理》也一样平淡无奇。伦恩虽然也承认每个“物种”在漫长的时期中发生了微小的变化，但没有一个是由一个共同的家族体系联系在一起的。每一物种的起源都是一种专门的创造。
英国天主教徒对进化论的攻击，最可笑的要数1926年出版的希莱尔·贝洛克的《威尔斯先生〈世界史纲〉一书指南》。贝洛克对科学一无所知的程度，堪与他的狂妄自信相比。他的论据大部分陈旧不堪，毫不足信，甚至连普赖斯都没有勇气搬出这些古董来。这本书激怒了威尔斯，他在当年晚些时候以《贝洛克先生的异议》为题发表了他的反驳文章。该文辛辣尖刻，可谓论辩文中的一个小小杰作。在历史上的笔墨官司中，恐怕没有象这一次那样大获全胜的了。贝洛克又写了一本反驳的小册子《贝洛克先生仍持异议》，比前一本书加倍地狂妄自信，但这只不过是气急败坏的大喊大叫而已，连自己受了致命伤也不知道。
贝洛克的好友，著名的吉尔伯特·切斯特顿在他的著作中很少触及进化论的问题。如果碰上这个问题，他就乱说一通。例如，他在《不朽的人》一文中，和许多反对进化论的人一样，浪费了大量篇幅，让人们相信：人和动物的思维有很大的区别。这纯属废话。因为没有一个进化论者否认这种区别。在进化的谱系中，人和报于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支系发展的结果，其过渡形式属于遥远的过去。达尔文的伟大信徒赫胥黎写道，“……我比任何人更深信，文明人和野兽之间的鸿沟是极深的。”然而，切斯特顿竟然写道：“较高级的动物并没有画出越来越好的画像；最进化的狗并不比它在过野生生活时画得好些；野马并不是印象派画家，比赛用的马也并非后印象派画家……田野里的牛聆听云雀唱歌的机会比谁都多，但似乎并不能因此而引起激情和受到陶冶。”
当然，切斯特顿的论点是人和动物之间存在着如此巨大的差别：人可以说话，创作艺术品，发笑，穿衣，感到内疚，组织政府，崇拜上帝，等等。因此，不可能设想他们之间有什么过渡阶段。对此，简单的回答是：成人和新生婴儿之间也存在同样巨大的差别。如果回答说，婴儿长大成人和这是两码事，那么，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果说婴儿和成人可以是一个连续统发展的结果，婴儿要获得“人类”的特性并不需要跨越一条明显的界线；那么，至少在理论上没有任何理由说，人和动物的祖先（比新生婴儿更有“人性”）就不可能属于一个类似的连续统。
在同一著作中，切斯特顿以法国南部发现的史前人所画的美丽洞穴画这一事实来嘲笑别人。他设想，由于这些艺术家是史前人，因此他们一定是象猩猩一样，而他们高超的绘画艺术，在他看来是对人类学家们开了一个大玩笑。不幸的是，切斯特顿没有设法去了解一下，这些洞穴画是克鲁麦格农人的作品，他们已是相当发达的人种，脑子的容量比现代人稍大。在该书的附录中，他对这一疏忽表示了歉意，但并没有自圆其说。
日前，天主教徒的观点正迅速转向全面承认进化论，但有一点坚决待保留态度，即认为在地质时代的某一阶段，人类的灵魂是从外面注入已经进化到可以接受灵魂的人体中的。事实上，早在1871年，就有一位天主教徒生物学家圣乔治·米瓦特在他的《物种的创始》一书中为这种观点进行过辩护。后来，由于其他原因，米瓦特被革除教门，但现在他的著作被认为是很有预见的。1950年，罗马教皇颁布的一项通谕中，提醒天主教徒不要“以为关于人类躯体起源于早已存在的活物质的说法已经完全成为定论，”但他允许愿意相信这种观点的教徒保持自己的信仰。官方的态度是：动植物的进化可能是确实的，但人类躯体的进化问题还有待确定。天主教徒科学家可以为提出一个可能的假设而从事研究，但在假设认证之前，不得在天主教学校中讲授。
值得提出的是，享有“巨著”汇编者之名的美国主要的新托马斯主义者之一，芝加哥大学的莫蒂默·艾德勒博士，曾经有一个时期单枪匹马地对进化论大张挞伐。在1937年出版的《人类是怎样演变的》一书中，艾德勒把进化论说成是“通俗的神话”，坚持说这不是已经确认的事实，“而充其量只不过是一种可能的历史，一种证据不足而且自相矛盾的历史……这些事实只能确定一种历史的可能性：过去曾存在过的动物种类已经不再存在了，现在存在着的动物种类过去并不存在。这些并不能使这个精心编造的故事确立起来，这个故事就是进化论的神话。……”
艾德勒继续写道：“我说‘神话’，是指精心杜撰出来的历史，它大大超越了科学证据。……这个神话就是向小学生们所讲授的那个进化论的故事，几乎象一部电影那样视而可见。这个故事是赫伯特·斯宾塞、厄恩斯特·海克尔和亨利·柏格森这些进化论‘哲学家们’编造出来的，是科学普及工作者们所发明的。”
艾德勒博士明确表示，他并不否认生命形式是经过久远年代循序渐进发展而来的，他只是反对这样的观点，即他们属于一个连续统一体，在这个连续统中，一些物种通过觉察不到的变化融入另一些物种之中。他争辩说，证据表明，“物种”不是在程度上，而是在种类上有区别，有一种根本的“不连续性”把它们分割开来。
艾德勒在1940年出版的《托马斯主义问题》一书中更仔细地研究了有多少“物种”存在的问题。换句话说，需要有多少次上帝的造物活动才能解释进化的突变？他反对杰出的天主教哲学家雅克·马利丹的观点：认为这个数目非常之大，而且是不可知的。艾德勒认为只需数目很少的物种，可能只要4个（物质、植物、动物和人类），不过，肯定是在3个和10个之间。他认为自己的这个观点“差不多已完全被证实”。在一个物种内部，曾经发生过变化，但每一物种本身是固定的类型，实质是永远不变的，它们的存在只是由于上帝的创造。艾德勒猜想，每一物种在创造出来时有若干不同的类型，它们之间彼此互不相干，例如，有花和无花的植物是分别创造出来的。他承认，这一理论的科学根据是“不明确的”，但在神学上有一个论据，即以《所罗门智慧篇》（这是《旧约全书》中被新教徒们视为不可信的一篇）中的一节（11章12节）为基础的那种“伟大的启发力量”。
在1941年4月号《托马斯主义者》杂志上，艾德勒发表了一篇题为《物种问题解》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争辩说，马利丹的看法完全可以驳倒，他本人的观点在修正一个错误后有把握可以确立。他说，他的那个错误是出于“过分的热情”。“我几乎可以说，迷住我眼睛的是新光芒的灿烂光辉。”
艾德勒对进化论的最近一次攻击，是1951年在芝加哥大学对天主教学生俱乐部所作的演讲。他宣称，人和类人猿的区别就象“正方形和三角形一样，没有中间的形式，没有三边半形。”艾德勒的论点大部分直接来自“圣经地带”的福音理论库中。他说：“有时，一个孩子和猪的区别并不太明显。但小孩可以长大成人，而猪就办不到。”艾德勒又说，只要有一位科学家能生产出一只会讲“简单陈述句”的类人猿来，他便承认人类和猴子有紧密的联系。
（顺便提到一件趣事。美国有一位业余动物学家理查德·加纳，把一生大部分时间贡献给记录和分析猿类的语言，最后宣称他学会了用猴子的语言用它们交谈。参见他的著作《猴子的语言》（1892年）；《大猩猩和黑猩猩》（1896年）对类人猿和猴子》（1900年）。但其他权威学者对他的著作评价不高。）
艾德勒在结束演说时说，所有这些事实只有两种解释：人类或者是由野兽经过进化突变而“产生”的；或者是由上帝所直接创造的。人们认为，艾德勒在这里并非指创造躯体和灵魂，而是指那种越来越普遍的天主教观点，即认为灵魂是注入躯体中的，而这个躯体的父母是野兽。
这种观点当然引起了不少人的质问。天主教毫无疑问将会对这些问题进行相应的探讨。例如，把保存完好、后来证实是尼安德特人（一种前额如类人猿一样低、头部前倾、没有下巴和大姆指不对应的人种）的10多具骸骨究竟属于哪一种呢？这些生物已能生火，并且用雕饰的石头埋葬死者。威尔斯在答复贝洛克时提出了下列的问题：
当我听说贝洛克先生将要解释和答复《世界史纲》一书时，我的思想便马上转到这些生物上来了。贝洛克先生会对它说些什么呢？他会认为它是人类堕落之前的生物呢，还是人类堕落之后的生物？他会从他的保险柜中取出惊人的新科学来修正它的身体结构吗？他会把它作为兄弟对待，并说这种生物是以最崇高的一神教为根据呢，还是把它当作一个为了把邪恶的人引入歧途而制造的魔鬼呢？
他什么也没有说！每当它走近他时，他便走开了。但我相信这种生物并没有离开他。如果不是白天便是在晚上，它一定会问他：“贝洛克先生，我有一个需要拯救的灵魂吗，贝洛克先生？那个海德堡人的颚骨是不是属于我们同类的？贝洛克先生，您已经忘了我了。在五分之四的旧石器时代中我是‘人’，当时再没有别的人。我蹒跚而行，不能直立走路，也不能象您那样仰望天空，但是，贝洛克先生！您有勇气把我说成是‘狗’吗？”没有回答。
正统派遇到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最早的灵魂只注入一对男女中呢，还是同时创造了许许多多的人？如果是后者，那么该隐就可以同别人结婚，而不必一定要娶他的姊妹。在教皇1950年发表的通谕中，以这种看法与原罪的教义有抵触为理由而巧妙地加以谴责。还有，灵魂的注入发生在生命的什么时代？如果说最早的男女在接受灵魂之前已是成人，那他们一定是早期过着动物的生活，后期则过人的生活。而另一方面，如果说灵魂是在怀孕时（或在出生时）注入的，那就意味着最早的男女是由没有灵魂的母亲抚育大的。这些看法都是合乎逻辑的，只不过在人们乍一想到时会感到古怪而已。
到目前为止，对这些纠缠不清的问题作了最全面探讨的是1932年出版的欧内斯特·梅辛杰神父的《进化论和神学》一书。他勇敢地为亚当的躯体的进化辩护，但坚持认为夏娃的出生是奇迹般的事件。亚当半边身子的一部分（不一定是一条肋骨）一定包含着“实际上完整的物种”，由此而创造的夏娃，与生物学家们称之为“无性生殖”的情况相似。梅辛杰神父最后说：“从亚当产生夏娃的问题，在《圣经》和口头传下来的教义中是那么明确，只要认真思考，至少不会成为问题。而且，除了对这件事理解上有些困难之外，没有理由去怀疑它。”
教会的神学家们和艾德勒博士也许应当更仔细地考虑一下乔治·普赖斯的革命性的地质学。他对岩石的解释是非常简单易懂的。只要地层是按年代顺序排列的这一理论被接受，就不会产生任何使人困惑的问题。普赖斯最近写道：“人们可能相信一个美丽而完善的世界是可以直接创造出来的，……但这种经历漫长年代的无尽痛苦的作法……看来并不是……创造世界的明智方法。这可能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促它更象是一场巨大的恶梦，而不是一个创造过程。”
但最好还是请他们再深思一下圣奥古斯丁这几句明智的话吧：“常有这样的情形，人们对天和地，或世界其它部分产生了疑问……。而对于这些问题，非教徒拥有知识……，而一个基督教徒根据圣经谈论这类事时，被不信教的人听了说些闲话，说他讲得驴将不对马嘴，因而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这实在是十分难堪而且糟糕的局面，千万要小心避免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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