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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见王小波

来源: 《各界》 作者: 钟洁玲 时间: 2012-12-18 阅读:
我跟王小波见过三面。

无法想象的是,第三次见面的地方,竟然是八宝山殡仪馆的一号大厅——追悼会现场,他躺在那里,与我阴阳相隔。那一天是1997年4月26日。

4月26日这一天,八宝山一号大厅外,大约来了300多人。除了少部分是王小波的亲友,大部分是自发的吊唁者。他们是首都传媒界的年轻人,哲学界、历史学界、社会学界和经济学界的学者,还有相当部分是与王小波从未谋面的读者,有的甚至自千里之外赶来。奇怪的是,当中没有作家协会人员,没有一个小说家。

要知道,王小波是首先将自己看成是小说家,但是,到他死的时候,他的作品还没有进入主流文学的视野之内,今天仍然没有。

上午10点的光景,追悼会开始,大家排成两行,有序地进入大厅,向王小波遗体告别。大厅里放着的不是哀乐,而是贝多芬的奏鸣曲,据治丧小组的人说,小波爱听这首曲。

艾晓明提醒我,将《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三本书的封面摆在王小波身上,随他火化,她说:“他惦着这事,让他知道,封面已经做好了。” 艾晓明是王小波的挚友,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最早关注及评论王小波作品的学者。于是,我让胡贝将封面摊开,依次摆在覆盖王小波遗体的白色床单上,正好是黄、灰、绿三色,封面图案取自古希腊绘画中人类经历的三个世代,意境悠远古朴。

王小波遗容安祥,只是额头有一块褐色的伤痕。据说,他是独自于郊外的写作间去世的。被人发现的时候,他头抵着墙壁,墙上有牙齿刮过的痕迹,地上有墙灰,他是挣扎了一段时间,再孤独地离去的。

王小波没有单位,也没有加入作协,生前他说过:“听说有一个文学圈,我不知道它在哪里。”他是一个局外人,但却是一个真正的作家,一个为自己的真理观服务的自由撰稿人。

在追悼会上张罗的,我只认得胡贝和线条。胡贝是王小波从小一块玩大的朋友,某软件公司的总经理,闲时客串过电影,后来,我发现他出现在张扬导演的电影《洗澡》里面。线条是个秀气高挑的女人,她就是王小波小说《似水流年》里面漂亮而激进的女一号,大家都依小说里的名字叫她“线条”,真名反而不得而知。

追悼会大厅是一个会堂,前方正中的舞台上是湖水蓝的幕布,横匾是黑色的,上面悬挂着几个大字:安息吧,小波。下面用黑布巾结成了蝴蝶结,围着王小波的遗照。照片上是青年时代的王小波,小眼睛厚嘴唇,一脸稚拙憨厚。

出发之前,我曾请一位朋友为王小波写了一副挽联,上联是:以独立意志出神入化笑写时代三部曲;下联是:持自由情怀沥血呕心哭说乾坤万年忧;横幅是:小波不死!

我问胡贝,怎么没有用我发来的挽联?胡贝说:我们想让小波平平安安地走。

“平平安安”?我琢磨这四个字。

王小波生前,在《南方周末》等报刊开设专栏,那段时间,他几乎参与了所有的文化论战,引起多方关注,很不平安。他的随笔机智幽默,文理双修的视野,从容不迫的气度,引来大批年轻读者的追捧。胡贝说:“他说的都是总结性的东西,特精辟,一锤子砸得你,骨髓都出来了。”

4月16日前后,王小波的死讯传开,几个城市都有媒体报道此事。自那天开始,无数电话打到治丧小组和报社。此时,王小波的兄弟在美国,妻子李银河远在英国,北京只有老迈年高的母亲。他的好友胡贝说:“小波没单位,也没加入作协,他的事得由我们来办了。”于是他们就在高教部宿舍(王小波母亲家)大院里面跟人借了一间二楼的房子,拉了两根电话线,接上一部传真机,作为“王小波治丧办公室”。此后每天24小时热线服务,接收全国各地的吊唁电话和传真。

还记得,第一次见到王小波是在北京西单的一个公共汽车站。那是1996年8月。

公共汽车站是我们在电话里约好了的碰头地点。在广州的《岭南文化时报》上,我见过他的照片,并牢牢记住在照片旁附上的一句自白:“我这人老远一看不是好人,走近了还是好人。”出租车抵达西单时,我坚信我没有看到照片上的王小波,车开过了一段。等我折回头的时候,已经迟到,仍没发现王小波,我认定是他迟到了。

这时,在一群闲闲散散地站在路边的人里面,走出一个1米90的高个子,他有狂草一样的头发,身上的夹克衫和牛仔裤的皱折

  搞纯文学在世界各国都是最穷的。这点,王小波早有精神准备。有一次,他对朋友说:“作家就意味着随时有饿死的可能。”为什么选择了严肃写作——这样一个趋害避利,既冒险又挨穷的反熵过程?他认为,文明的发展也是一个反熵过程。如果人人都进入趋利避害的熵增过程,随着大流而下,最后准会在一个低洼地汇齐,“挤在一起像粪缸里的蛆”。因此,王小波认定反熵过程就是他的宿命。

王小波曾经感叹:“出版一本书比写一本书要难得多。”所以,他说,他若写墓志铭,会在“活过,爱过,写过”后面加上一句,“书都卖掉了”。

从王小波那里,我带走了两只软盘,那是“时代三部曲”的原稿。

1996年11月,我将“时代三部曲”上报。12月上旬,花城的选题会在湖南张家界召开,讨论到这套书时,有人认为王小波没有知名度,长达99万字的三部曲,存在着发行等方面的风险。最终社长肖建国拍了板:王小波的作品有鲜明的艺术个性,那怕冒点风险也要试试。

选题会后,12月中旬,我再次到京出差。

第二次见到王小波,是在紫竹园附近的中国企业家协会招待所,我的住处。

晚上匆匆一面,我告诉他“时代三部曲”已经列入1997年度选题。我看着他,他脸上没有悲喜。我这才了解到,“时代三部曲”经历了漫长曲折的流浪旅程。它是在辗转多时,颠簸多地之后,才停泊在花城出版社的。

王小波在1994年已经成功,那一年,《未来世界》获台湾(地区)联合报文学奖,之前《黄金时代》也获过此奖。面对获奖,王小波说:“我觉得,这个奖不是奖给已经形成的文字,而是奖给对小说这门艺术的理解。”同年,华夏出版社出版了《黄金时代》,给文坛一次小小的震动。敏锐的评论家说:没想到文坛之外有如此高手。

但这些成功未能为他铺砌坦途,他的余作在民间经历了漫长的苦旅。

王小波以及他的朋友曾携着书稿,天南地北,在多家出版社奔走。部分书稿曾一度以打印件的形式,在社会上流传。打印件是用最老式的24针打印机,打在浅蓝色像一匹布那么长的打印纸上,很多文字有眼睛没鼻子的,奇怪的是,这副样子并未影响它的传播。在出版社,在研究机构,在大学校园,各种人群传阅着。嗅觉灵敏的书商还追上门,讲得洋洋洒洒,开口就是几万的印数,然后又音讯全无;出版社往往是今天接纳,明天变卦。为什么如此反复?皆因艺术与思想上的无视禁忌造成的,用艾晓明的话来解释,就是:“王小波无视禁忌的顽童心,他的幽默反讽才能和想象奇趣,远远超出这个时代的某种文学理解力。”

对于出书,王小波起初一惊一乍,折腾几次后便宠辱不惊了。

这天晚上,他外衣的颜色我已经遗忘,只记得他嘴唇乌紫,我以为是冷的,现在想来可能是病征的显现。记得他还说了一句:“作家有两种,一种是解释自己,像海明威式的;一种是到想象中去营造,像卡尔维诺,像尤瑟纳尔。我觉得真正的作家应该尝试做后一种。”

第二天我就回广州。

这个冬天,我体验了编辑生涯中永志难忘的一次经历。窗外是冬日蓝天,明朗的高空气息使人开怀,我正着手编辑“时代三部曲”。

翻开《青铜时代》,有这样的文字:“思维的快乐是人生乐趣中最重要的一种。本书就是一本关于智慧,更确切的说,关于智慧的遭遇的书。”

令我一读一惊心的,是作者凌空飞越的想象力。

看看王小波笔下的泥水洛阳吧:唐朝的洛阳,泥水没膝,人们要过街,就要借助一种叫拐的东西。在比较窄的街段上,有人借助撑杆一跃而过;有人踩在三尺短拐上蹒跚而行;而伟大的发明家李卫公,就驾着二丈高的双拐凌空而过,他身体前倾,构成飞

这些年里,我的“趣味主义”倾向明晰起来。我觉得,活在世上的理想状态应该是:没有趣的人,不交;没有趣的事,不谈;没有趣的书,不出。这是王小波教给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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